妈妈——一喊这个名字，就像喊那永远忘不了的林红同志一样，我全身都感到温暖、感到力量。虽然她只有三十三岁，比我大不了多少。

    她黄瘦、衰弱，年纪不大已经有了深深的驼背——这是因为长期住监狱和受了严重刑伤的缘故。她的经历是很不幸的：丈夫已经牺牲，儿子也找不到，没有亲属，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然而，你无论什么时候看她时，她那温柔慈祥的眼睛总是安静而愉快地看着你。她很少讲到自己，总是默默地、不声不响地工作着。

    表面上我们是替人缝穷洗衣服的母女俩，实际上她是区委、我是交通。当她把一件重要而紧急的文件交在我的手里时，她那慈祥、坚定的目光就紧盯在我的身上，同时像妈妈一样温柔地低声嘱咐着我：“秀兰，把这件衣服给王先生送去——小心，别丢了。”每当我接受这种给“王先生”的重要任务时，我的身上就跃动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力量，她那慈祥、坚定的目光就像火焰一样烧着我的心。她那目光一直送我走出我们住着的破旧的大门。这时，我就在心里对她说：“亲爱的妈妈，我一定要完成任务。”

    这是林道静调去和刘大姐住机关时随写随撕的片断的感想。因为刘大姐这个人使她感到了和林红相处时同样的兴奋和幸福，因此她忍不住要把心里的情感写一写。

    我们的工作是艰苦而又困难的。人手少事情多，我又做抄写、又做交通，又要替人洗衣服缝破烂——因为我们的经费是困难的。有时我忙着写了一天一夜，肚子里只吃了点窝头，一到半夜常常觉得头昏眼花。这时妈妈总是陪在我身边，只要一看到她那安静慈祥的眼睛，看到她那衰弱的不应有的细碎的皱纹，我就忘掉了饥饿，忘掉了疲劳，立刻又勇气百倍地工作下去。每当这样连夜工作的夜晚，她就坐在我身边陪着我——我写，她读。半夜过了，她就站起身来对我笑笑，然后倒一杯开水，拿出两个干烧饼，她自己掰下小半个，把那一个半烧饼和白开水一齐递给我。

    是的，妈妈常常这样自己饿着肚子，却尽量让我吃饱。我接过白开水，看着她那瘦削憔悴的脸，把烧饼塞给她：“妈，我不饿。白天你吃的少，你吃吧。”

    “不，你年轻，身体要紧——我要对党负责呢。”

    妈妈，我亲爱的妈妈，你是个怎样崇高的人呀！……

    妈妈不但在生活上照顾我，而她给我的思想上的教育更是深刻而具体的。当开始到区委机关工作时，我并不是十分安心的。虽然我对江华说得很好。我的性格喜欢幻想，时常向往红军中或者激烈斗争中的战斗生活——狂飙式的生活，而不安于平凡的工作。这个毛病虽然经过几年的锻炼，也还没有完全克服。因此对于来机关后的抄写、送信、洗衣服这种平凡而琐碎的事务工作，我曾经有点儿暗中不满，甚至痛苦。虽然我没有说出来，可是后来妈妈看出来了。于是，有这么一夜，这是永远难忘的一夜！妈妈教育了我；他——我那永生难忘的朋友用他最后坚强的生命教育了我。我到现在才明白，多少年来，我是在怎样爱着他……如果他还活在世上，如果他不叫万恶的国民党刽子手夺去了宝贵的生命，那么，我将是灭世界上第一个幸福的人……可是，今天，我的希望完全破了，我和妈妈一样，我们都成为孤苦不幸的女人了……写到这儿，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如果我能够知道南京雨花台上哪座土坟是埋葬他的，我愿意把我的复仇心愿倾诉他的坟前………

    …………

    秋天的夜里，飒飒的凉风吹打着破旧的窗纸。月亮已经升得很高，晶莹的青光透过窗隙照见刘亦丰和林道静两个兴奋的脸。在这样美妙的夜，微带凄凉的夜，两个在一起作地下工作的女同志都长久不能入睡。她们低声谈着话，从工作谈到了私人生活问题。刘大姐躺在自己的小铺上仰过头来问道静：“秀兰——道静和刘大姐在一起住机关后仍改名叫张秀兰，——你什么都对我讲过，就是一样还没说过——你有爱人吗？”

    说话从来都是干脆爽利的道静，沉了一阵才回答：“算有，也算没有……妈妈，我不愿意想这个问题。”

    “怎么叫算有、也算没有？他是谁呢？”

    道静披衣坐起来，接着又穿鞋下了地。刘大姐默默地望着她，在薄明的月光下，只见道静年轻俊美的脸上布满着愁雾。她轻轻坐在刘大姐的床边，双手拉住她瘦削的手指，声音有点儿颤抖：“妈，你想不到的……卢、卢——嘉川，我一直都在等着他。可是他……”

    奇怪的是，刘大姐好像早就知道这些情况了。她用一种平静的口气缓慢地说：“嗯，是他吗？很好的同志！你们什么时候恋爱的呢？”

    “没有恋爱过。不，表面上没有恋爱过。但是内心里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因此，几年来我都在等着他。”道静的眼睛在洒满月光的小屋里闪着泪光。她低下头更加用力地握紧刘大姐的手：“妈，请你告诉我，他还活着吗？你得到过他的消息吗？……”

    刘大姐躺在枕上摇摇头。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那不幸的消息，告诉不告诉她呢？如果告诉她，那即将到来的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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