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事件发生后，三个革命党被正法姑且不提，袁世凯却正好借此机会闭门不出，说是要在家养伤，不去见、也不好意思再去见隆裕太后。

    在袁总理已经不露面的情况下，国事一日坏似一日，隆裕太后急得没办法，只得召开御前会议来听取皇室近亲宗室对退位的意见。等到要开会了，袁世凯并不出席，只委派了赵秉钧、梁士诒作为代表前来参加。那些亲王、郡王们平日里有说有笑，真正要解决问题了却什么主意也拿不出，到会场只顾彼此闲谈，丝毫不提国事。

    恭亲王溥伟（恭亲王奕之孙）毕竟年轻气盛，他见了这般景象后不免焦躁，便厉声质问赵、梁二人究竟所议何事。赵秉钧是袁世凯的心腹，知道溥伟不过虚张声势，只淡淡的说：“革命党势大，各省又纷纷响应，北洋军无饷无械，今天要议个国体问题。”

    溥伟听后大怒：“朝廷用了袁世凯做内阁总理大臣，要的是他讨贼平乱，如今汉阳已经收复，正当乘胜痛剿，却又罢战议和，这是何道理？倘若遇贼即和，人人都可做到，又何必用他袁世凯？”

    赵秉钧、梁士诒一时语塞，庆亲王奕劻这时倒跑出来打圆场：“议事不可争执，况且事体重大，我们也不敢决断，还是请旨办理的好。”

    正说着，隆裕太后带着小皇帝来到，她见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恭亲王溥伟、贝勒载涛等人都已到齐，便缓缓坐下，在扫视会场一圈后问：“这革命党要改国体，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听了这话，下面的那些人都不吭声，只说由太后决断。隆裕太后叹了口气，说：“我何尝想要什么共和，只是袁世凯说那革命党太厉害，我们又没枪炮又没饷，万不能打仗。”溥伟听后，便上前奏道：“乱党实不足惧，冯国璋在汉阳已经破敌，只要发三个月军饷，定能剿灭乱党。”隆裕太后说：“前次发饷，内帑已经让袁世凯全部拿去了，如今这外国人又不肯借钱，我实在没钱了啊！”溥伟说：“皇太后只需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以充军饷，前方将士必然感奋用命。前几年，日本和俄国开战，日本皇帝和皇后不也都拿出自己的金银首饰来充军饷吗？”隆裕太后犹豫了一下，她胆怯地说：“胜了固然好，要是打输了，岂不是连优待条件都没有了？岂不是真的要亡国了？”这时的隆裕太后，在袁世凯的多番恐吓之下，早已是方寸尽乱。想起两百多年前在煤山歪脖子树上吊死的崇祯皇帝，隆裕太后难免感到不寒而栗，全身发颤。亡国之君，寡妇孤儿，谁让自己运气不好，接到了这最后的一棒呢？

    这妇人的心态毕竟不同于男人，她遇到问题往往会往糟糕的结果上想，而且是越想越怕，一味的钻死胡同。袁世凯说军队没有饷银、打不了仗，这确属实情，隆裕太后对此何尝是心知肚明，这万一打不过革命党，到时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现在还眷恋这个皇位干什么呢？再说了，袁总理好说歹说，总算是为她们母子争来了优待条件，只要今后性命无虞，生活有保障，未尝不可考虑呢！这当皇帝有什么好，责任重大、累得半死不说，搞不好还要祸及子孙，如果就此卸了这个重担，每年有个四百万元皇室优待费，而且仍有皇宫可住，还可以在紫禁城内做天子嘛，这和原来有什么区别呢？

    溥伟和肃亲王善耆、辅国公载泽数人还在那里哓哓不休，非要主战不可，隆裕太后被他们吵得没了主意，便问摄政王载沣的弟弟、军咨处大臣载涛：“载涛，你管陆军部，你知道我们的兵是怎么样的。”

    载涛脸一红，连忙磕头说：“奴才是练过兵，可没有打过仗，这事我不知道。”隆裕太后听后，默然许久，没了声音。过了好大一会，她才说：“行了，你们都下去吧！”

    溥伟还不服气，会后又找了几个懂军事的亲贵，组织了一个什么宗社党，非要抗拒到底，拼死保卫皇家尊严。当时宗社党的主要成员除了溥伟外，还有前陆军大臣铁良、禁卫军统领良弼数人，其中又以良弼最为积极。良弼本是睿亲王多尔衮之后，其祖父伊里布还曾在道光朝做过内阁大学士，一向受恩深重。良弼早年丧父，小时候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后事母极孝，后来又被公派前往日本学习军事。1903年，良弼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回国后正好禁卫军成立，清廷便任命他担任了统领之职，禁卫军由其一手掌握。良弼在满人亲贵中算是有本事的人，但其为人孤傲，掌权的庆亲王等人并不喜欢他，倒是溥伟等人与之意气相投。不过，在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后，良弼掌管的禁卫军此时已经划归前线回来的冯国璋负责，但良弼还不死心，因为禁卫军的旧部多是旗人，他还具有一定的威信。

    当时良弼等人夸下海口，说要召集旧部，如果在三个月内不剿平乱党，情愿斩去颈上头颅云云。这话传到革命党的耳中后，登时惹怒了一位义士。此义士来自四川，姓彭名家珍，其人性格游侠，崇武好勇，也曾留学东洋学习军事，回国后又在四川、云南、奉天等地做过军官。彭家珍久蓄革命之志，对暗杀主义最为赞成。武昌起义后，彭家珍潜入京城，正要打算做一番大事业时，恰好此时良弼风头正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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