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南京临时政府也公布了由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因为袁世凯即将就任临时大总统，因而南京的参议员们也紧赶慢赶，终于在老袁就任之前将条文拟定。

    《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共和的宪法性文件，它在第二条明明白白的写着：“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在整个第二章，规定的全部是人民的权利，很有时代的特色，比清廷那个山呼万岁、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大纲》要进步许多。当然，这些是虚的，《临时约法》中最具杀伤力的其实是关于大总统的权力限制问题。

    本来呢，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问题上，章太炎、宋教仁等人是提倡责任内阁制，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但他们的主张遭到了孙中山的强烈反对。孙中山认为，责任内阁制只适合于和平时期，但现在是革命的非常时期，革命党人怎么能够对自己信任的领袖设立防范的法律制度呢？孙中山还说，我不会听从这样的意见，高高在上，变成一个废物，误了革命的大计。所以，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南京临时政府采用的是总统制。

    说到这个内阁制和总统制，其实都是欧美国家的舶来品，这里稍做简介。西方国家民主革命之发源，最初是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其中经过了数次反复，最终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将国王变成了议会的傀儡。换句话说，英国的国王虽是国家元首，但只是国家的象征，并不掌握实际权力，权力则主要掌握在议会手中。因此，英国是民主国家却非共和国家，因为他们的元首是继承而非选举产生的。

    但是，国王不掌握权力也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议会只具有立法权而不具备行政权。在多年的政治运作中，英国最终形成了政党政治，哪个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就由谁来组织政府，也就是通常说的“组阁”，这也就是历史上最初的责任内阁制，首相和全体阁员对议会负责。

    在英国革命一百多年后，美洲大陆的英属殖民地也闹起了革命，结果美国独立，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倒是毫无专制历史的包袱，由此产生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也是因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所赐。美国的国会和英国的议会类似，但在行政权上，美国人却独辟蹊径，那就是将国家元首和行政权合二为一，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总统制了。美国的总统并非由国会选举产生，而是由各政党推选候选人进行竞选，获胜者组织新一届政府，与国会并无瓜葛。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权力上，总统制比责任内阁制要宽松许多。

    民主革命搞得最激烈的法国，却将英美两国的特征加以调和并形成了另外一种独特的体制，那就是法国既有总统，又有内阁总理。法国之所以有总统，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国家元首，而之所以要设立内阁总理并总揽行政大权，就是为了防止总统擅权。结果，法国的总统反成为了一个摆设，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这里的讨论只限于二战前，二战后法国的政体又有了新变化，总统的权力增大不少）。

    以上三种都是民主政体，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还有一种打着民主旗号的特殊政体，这便是德国和日本的伪君主立宪制（这也是指二战前）。之所以说德国和日本的政体是伪君主立宪，因为它们虽然在形式上和英国类似，但君主的权力却和传统专制国家没有什么两样，所谓的议会、内阁，都只是君主的襄助机构，正如宪法第一条的规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

    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清廷的本意是想学德国和日本的模式来糊弄一下老百姓，但结果却是“假立宪引发真革命”，因为民主一旦出生便会自行生长，当权者要是让民众尝到了民主的滋味，那立宪的进程就不会按当局所设计的发展，清朝的覆灭其实就是证明了这个道理。最后，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全国各地群起相应，这时清廷匆忙间制定《十九信条》，想学英国搞君主立宪的真民主，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不管是真君主立宪还是假君主立宪，在中国都行不通，因为革命党第一个要求便是要共和，不要皇帝，更不能要一个满人皇帝，因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对立宪制基本不予考虑。但是，中国毕竟是个有着上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如何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民主政体也的确是个难题。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便在责任内阁制和总统制之间来回摇摆，最终在孙中山的坚持下采取了美国的总统制。

    随着清帝的退位，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下孙中山等人又犯愁了：这袁世凯是个旧体制下的旧官僚，对民主共和制度可谓是一无所知，如果按照总统制来运作的话，弄不好就会权力失控，搞出个新的皇帝来。于是，南京方面又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改成了《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这时的大总统名义上虽然好听，但他的权力却受到内阁总理特别是参议院的严格限制，这显然是南京革命党人为防范袁世凯而特意量身定做的。

    对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袁世凯也并不在意，只要他先当上了临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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