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有了古教授一字千金的《帝制共和论》，袁总统这下真的要订制龙袍，做起皇帝美梦来了。至于杨度那些人，自然把古教授的文章捧为组织筹安会的“圣经”，那种急不可待、一心要抢头功的敬业精神，真是令人非仰慕不足以表示敬意。

    古教授的文章不过是篇理论性的开场白，而杨度等实干家们则于1915年8月14日乘势拉开了帝制运动的帏幕，这便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筹安会”。筹安会挂牌的那天，倒也无甚大的动静，不过将写有“筹安会”三个大字的招牌挂出，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出了一帮能人策士，可将这乱象百出的民国筹划消停，让小老百姓也能过个安稳日子，倒也不失为一桩善事。

    不料数天后，杨会长便在各大报纸上发布筹安会成立启事，并公布该会之宗旨宣言，其中在宣言中便掐头去尾地窃用了古德诺教授的话，说什么“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

    最后，杨会长还公布了发起人，分别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筹安六君子”。

    杨度等人尽管声称自己是学术团体，尽管有“爱国热忱”作为掩护，但此文发表后，筹安会的“六君子之心”，也就路人皆知了。筹安会显然不是什么简单的学术研究，而实质上是政治团体；这“六君子”之说法也颇为滑稽，也不知是帝制派媒体还是当时的评论家给他们送了这样一顶帽子，结果一传十、十传百，都喊他们叫“筹安会六君子”。

    这“六君子”本是好词，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两组非常知名的，一是反对明朝宦官魏忠贤而惨遭迫害的“六君子”，即左光斗等人；二是戊戌政变后被慈禧太后所害的六君子，即谭嗣同等人。这杨度几位仁兄，叫他们一声“帝制六人帮”倒是恰如其分，他们又何德何能，能配上“六君子”之称呢？真是奇哉怪也，想必是意在讽刺，不足为喜（容笔者揣度，杨度与戊戌被杀的杨锐、刘光第倒是同门师兄弟，莫非“六君子”之反讽，由此而来？）。

    “筹安六君子”何许人也，这里稍作简介。杨度，字皙子，乃湖南湘潭人，他20岁（1894年）时中举人，后来拜在湖南名士王闿运的门下学习经世致用之学；清末新政后，在国内学子留日热潮的带动下，杨度也于1902年东渡扶桑，入东京宏文书院学习师范。后来清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学有所成的杨度便回国参考，初试揭榜后，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第一名则是后来总统府的秘书长梁士诒。

    梁士诒是广东三水人，与梁启超同时就读于佛山书院且于1889年同榜中举，后又在1894年中了进士，入翰林院学习散馆后供职国史馆。梁士诒喜研究财政、河渠等实用之学，当时朝廷给他分配的工作不符合他的兴趣，于是他参加了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并且勇夺第一，但在复试的时候被小人中伤，说他是逆党梁启超之弟，名字也很反动，所谓“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梁士诒的父亲倒是曾与康有为同榜中举），人品可知。当时慈禧太后最恨康梁二人，人所皆知，梁士诒也就心灰意冷，退出竞争；而杨度因是被杀的杨锐、刘光第的同门（同出于王闿运的门下），也就识趣的远遁而去，免得招来横祸。

    受此挫折后，杨度再度远赴日本学习法政，由于他人品潇洒，智商很高，于是很快便声名鹊起，当时还被推为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孙中山对杨度也颇为欣赏，一度还想拉他入同盟会，但杨度在政治上倾向于君主立宪，既不保皇，也不革命，于是婉拒了孙中山的请求。在日本期间，杨度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一时被人称为宪政理论家，后来清廷派出的五大臣考察宪政，据说交差的调研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出自杨度的手笔。

    清廷决定实行预备立宪后，杨度也在当时的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进了宪政编查馆，由此与袁世凯拉上关系。不过，袁世凯被赶回老家后，杨度并没有与之同进退，而是继续留在北京为官。等到袁世凯复出并就任大总统后，杨度发现曾经与自己一同落难的梁大财神，竟然早已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成为了袁总统的红人，真是羡煞人也、气煞人也。

    杨度早年跟随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这时也敏锐的看到了太子袁克定的帝制阴谋，随后两人便很快气味相投、勾搭成奸。1915年4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的文章，经袁克定牵线搭桥，袁总统得见此文且十分欣赏，当时亲笔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制成金匾条幅赐给杨度。杨度见了这四个字，既喜又忧，喜的是袁总统还认可他这个人才，但忧的是他在袁总统的眼中只是个“旷世逸才”，尚不能得到重用——想必这也是杨度急于表现的原因吧。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三人，前文也曾顺带提过，这次的华丽转身也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孙毓筠是安徽寿州人，他在1906年便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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