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1日，冯国璋在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这也标志着短暂的“黎、段”体制结束，民国中央政局进入“冯、段”体制时期。

    没了黎元洪和国会的制肘，对德国宣战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公告，正式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宣布之前与德奥签订的条约协议一律无效。换句话说，德奥在中国的租界及其特权全部收回，庚子赔款也不必再支付了。

    真是大快人心的大好事啊。

    那有人要说，既然参战了，那应该组建军队去欧洲参战吧？这天上掉馅饼的事，终究不可靠啊。值得庆贺的是，这种想法在当时确实多虑了。中国虽然宣布参战，但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加入战场，也没见德奥提兵前来报复，这实在是一件包赚不赔的好买卖。

    当然，中国还是派出了一些劳工前往协约国集团的法俄等国的，因为当时欧洲打了几年仗后，青年都上了战场，后方壮劳力极度缺乏，因此他们请求中国派出一些劳工前往欧洲，帮助他们在后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譬如兵站运输、防御工事的挖掘修建等工作，也算是代中国军队间接参战了吧！

    冯、段虽然外交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内政上却遭遇了大麻烦。原来，在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后，部分议员们来到广州并于8月25日召开了“非常国会”。所谓“非常”者，乃是人数不及法定出席人数也。按例，国会通常为“八百罗汉”，须过半数方可开会，当本届国会议员自选举后已近5年，部分议员或老或病或死或退，已经难以凑足八百，之前被黎元洪解散的那个国会也不过刚过半数。这次来广州“非常国会”的议员，人数在一百五十余人，已属不易。

    经“非常国会”的“非常会议”之后，广州便组织了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军政府，与老段的北京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而其依靠的势力却是西南军阀，如云南的唐继尧和两广的陆荣廷，这二位大佬也被选为元帅。

    自命为正统的冯国璋大总统得知广州另立中央后非常生气，他一边指责广州方面非法召开“非法国会”，一边还下令将广州军政府的成员一律缉拿严办。段总理来得更直接，他气势汹汹的宣布要出师剿灭南方军队，决不宽恕。

    在北方的威胁恫吓之下，南方也不甘示弱，陆荣廷在召开会议后提出四项主张：一是迎黎元洪复职、二是恢复国会、三是罢免段祺瑞、四是撤免湖南督军傅良佐，如果北京政府不肯答应，哼哼，他们也要武力征伐。

    在这个比谁的拳头粗的军阀年代，非常即常，常也不常，哪里来的这么多讲究！

    陆荣廷的前三个条件，即“迎黎元洪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稍有理智的人就知道这断无可能，要是满足了这三个条件，那还不如请你陆荣廷去北京做总统、重组政府得了。很显然，这不是谈判的友好方式，也毫无谈判之诚意。南北双方，彼此彼此。

    说到第四个条件撤免湖南督军傅良佐，却是引发南北冲突的直接原因。原来，在辛亥革命后，湖南革命党推年仅26岁的焦达峰为湖南都督，但不到十日便被人刺死，后由进士出身的知名立宪党人谭延闿继任都督。

    谭延闿出生于1880年，其父谭钟麟曾做过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职，曾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少”。谭延闿从小就聪颖好学，帝师翁同龢也曾称他为奇才，后来谭延闿果然连中秀才、举人，并在1904年的全国会试中一举拔得会元（会试中的头名），填补了湖南近200多年来没出过会元的空白。而这一次，也是中国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谭延闿当上都督后，由于湖南革命党的势力比较强大，因此谭延闿也在民国初年偏向革命阵营并加入了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谭延闿因试图在南北双方中维持中立而被袁世凯逼走，改由海军次长汤芗铭出任湖南都督。

    汤芗铭是湖北人，其兄便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领袖汤化龙。汤芗铭曾中过举人，后来改习海军并到欧洲留学五年。回国后，汤芗铭进入海军，并出任了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在辛亥革命中，汤芗铭率领舰队起义，后来被袁世凯委为海军次长之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汤芗铭重披战袍，率舰队前往江西、湖南助攻，并由此接任了湖南都督。

    在洪宪帝制中，汤芗铭带头劝进，袁世凯喜出望外，随后封其为一等侯，不料护国军起，局势大变，汤芗铭在其兄的劝说下又仓皇宣布独立。袁世凯得知汤芗铭都倒戈了，气得病情加重，是谓“送命二陈汤”也（“二陈”即为陕西的陈树藩和四川的陈宦）。

    尽管汤芗铭气袁有功，但他毕竟是帝制运动的积极分子，最终为湘人所不容，后来被逼出湘，而谭延闿则卷土重来，做上了湖南省长兼督军。上任伊始，谭延闿便搬出民国初年的一个口号，叫“湘人治湘”，实则是再次贩卖他“严守中立”的看家法宝，防止其他势力觊觎三湘大地。

    说起民国初年的口号或者说理念，那可谓是不胜枚举。就拿“湘人治湘”、“鄂人治鄂”之类的来说吧，意思就是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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