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代表与法国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一战结束了。在这短短的四年中，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剧变：俄国爆发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惨胜，却元气大伤……

    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咱也是“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

    这战胜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东单北大街上那座规模宏大的克林德碑给掀了。克林德是庚子年混乱中不幸被杀的德国公使，在八国联军侵华后，清廷被迫派醇亲王载沣亲自到德国致歉并为之修建了这种牌坊。在德国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这座牌坊被兴奋的中国民众推翻在地，碑上用德文、拉丁文、中文书写的三种铭文被抹去，后来被运到中央公园（原社稷坛，今中山公园）重新搭建，并刻上了“公理战胜”四个大字，以示我国人扬眉吐气（1952年又改成了“保卫和平”四字）。

    徐世昌也着实赶上了好运气，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了这么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不战而胜，喜从天降。虽然中国只派出了一些劳工赴欧洲帮忙，胜利来得有点廉价，但终究挤入了战胜国的队列，可以随班逐队，山呼万岁，值得好好的庆贺一番，并借以鼓舞鼓舞民族的志气。

    据当时人的记载，北京的街道上插满旌旗，人满为患，各方面欢呼庆祝，一片歌舞承平之声浪，可谓是普天同庆、万民欢愉。从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北京的各学校放假庆祝，并由半天延长至数天。当天下午，北京学界举行游街大会，教育总长还特意安排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座高台，以供检阅与演讲之用。

    由于这次游街游得特别的好，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兴奋之余，又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请求延课两天，并希望在这两天借用天安门的那个临时高台，以供北大教授们公开演讲。在这两天里，蔡先生每天都去演讲一次，其他文理科学长教授也都陆续登台，在剧烈的冷风中向大众讲演，几至喉咙嘶哑为止。

    11月28日，总统府决定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以庆祝欧战胜利；阅兵式后，又在中央公园开演讲大会，大会有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主持，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代表总统徐世昌演说，总理钱能训、参战督办段祺瑞等人也都到场发表演讲。此次大会，人数上万，每至演讲高潮，听讲者欢呼连连，气氛之热烈，前无所有。

    在这种激动的情绪影响下，徐世昌又决定在30日举行全城的市民提灯游行大会。大概是受到上次游街的鼓舞，教育部这次更是兴高采烈，他们特发命令，让全体学生都来参加30日的这次提灯大会。据称，当天参加庆典游行的学校有60多所，光学生就有万人之众。当大总统徐世昌的马车进入天安门时，围观的市民和学生更是鼓掌欢呼，盛况空前。

    在国际上，各种利好的消息也是纷至沓来，先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建议，呼吁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接着又是各国筹备巴黎和会，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努力。在国际和平潮流的影响下，徐世昌也顺势发布和平命令，以求国内南北双方停战议和，重归统一。

    在一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欧美列强无暇顾及东亚，等战争一结束，他们立刻重返远东，但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局势是令他们非常不满的，因为这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商业利益。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牵头下，各国公使都向北京政府委婉的表示了对中国和平稳定的期待，而这时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日本寺内内阁垮台，新上任的原敬内阁也不想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转而支持中国南北和谈。

    1918年12月，英、美、法、意、日五国公使向南北双方提出联合劝告，敦促中国和平解决南北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所代表的皖系势力也不好过分的主张武力统一，而西南军阀也对冯国璋的和平法令表示拥护，南北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而这也是当时大部分国民所乐于看见并寄以厚望的明智之举。所幸的是，当时西南五省在将孙中山排挤走之后，改由前清官僚岑春煊出任军政府主席，而徐世昌与岑春煊本就有老交情，因此对南北和谈的组织大有帮助。

    在经过一番的争执和妥协后，1919年2月20日，南北双方终于在上海正式召开南北议和会议，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南北和谈（前一次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参加这次和会的南北代表人数众多，关系复杂，其背后的利益代表更是错综纠葛，是否能谈出点实质成果来，还真不好说。

    先来看下双方代表名单：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代表徐世昌），其他代表方枢（安福系）、吴鼎昌（安福系）、江绍杰（安福系）、施愚（直系）、王克敏（直系）、汪有龄（交通系）、刘恩格（奉系）、李国珍（研究系）、徐佛苏（研究系）共10人；

    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广州军政府）、章士钊（岑春煊之政学会）、胡汉民（国民党）、缪嘉寿（云南）、曾彦（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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