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军虽然被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击败，但毕竟未伤筋骨，而孙传芳在攻占徐州也无北图之意，南边的局势基本上稳定了下来。这时，张作霖要对付一个更强大的敌人，这就是冯玉祥的国民军。

    按吴佩孚、孙传芳、冯玉祥之前对付奉军的计划，是由孙传芳截头、吴佩孚截中、冯玉祥截尾，一举消灭奉系势力。对此，张作霖也自有对付的办法，那就是：对于孙传芳的截头，奉军以退回山东，暂避锋芒相对付；对于吴佩孚的截中，因为吴军实力不强，危险也不大；唯独冯玉祥的国民军是最致命的，稍有不慎，便会导致奉军全军覆没。

    因此，张作霖认为，要想南下江南，一统天下，就必须先消灭身边那个最危险的敌人，那就是盘踞西北和中原的国民军，不然的话，哪怕奉军南下击败孙传芳的部队，那也极有可能被冯玉祥拦腰截断，最后功亏一篑。

    正因为如此，张作霖才没有派出奉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南下，而是将他们放在天津滦州一带，并设立了津榆驻军司令部以监视并防备冯玉祥的国民军。但就在张作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奉军内部却突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闹出了一个大乱子，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郭松龄倒戈”。

    郭松龄又是何许人也？

    郭松龄，字茂宸，人送绰号“郭鬼子”，1883年出生于奉天沈阳。郭松龄在清末的时候进入奉天陆军小学堂学习，后来又进了速成学堂，并在毕业后派送到北洋第三镇见习，之后又回到盛京将军衙门任职，深得统领朱庆澜的信任。

    后来，郭松龄随同朱庆澜调到四川，并在武昌起义后参与了四川的革命，但因川人的排挤，郭松龄随后回到奉天并于民国初年相继进入北京将校研究所和中国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被北京讲武堂聘为教官，属于军界中典型的学院派出身。

    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郭松龄一度南下广东投奔之前的领导、当时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并担任了粤军警卫营营长，可惜的是，广东内部也是派系林立，矛盾重重，郭松龄无从施展其才华，最后还是返回了奉天老家。

    在陆军大学的同学秦华（时任奉天督军署参谋长）介绍下，郭松龄先进入督军署任少校参谋，随后又调任东三省讲武堂中校教官，由此结识了一位贵人，这便是少帅张学良。张学良1901年出生，1919年的时候进入东三省讲武堂学习军事，时年仅19岁。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公子爷，难免有纨绔子弟的风气，因而其他教官也就对他放松要求甚至放任自流，唯独郭松龄却不信这个邪，他对张学良像其他学员一样不加分别，同样给予了严格要求。由于郭松龄是学院派出身，也确实是有几把刷子，张学良很快便为其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功底所倾倒，并尊之以师，待之以友，由此确立了信任关系。

    一年后，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随后被张作霖委派为卫队旅旅长。张学良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郭松龄调为参谋长并兼任第二团团长，郭松龄也由此成为了带兵官并在之后的军旅生涯中一再升迁……与少帅同进步嘛！

    郭松龄身材高大，双目炯炯有神，一看便是有大志的人。在平时的生活中，无论春夏秋冬，郭松龄总是一身制服，面容严肃，其作风一向井井有条，生活上相对简朴。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是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为莫逆之交。

    在直皖战争后，张学良担任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郭松龄为第八旅旅长，由于张学良另外担任了其他职务，因此两旅合署办公，其训练、人员管理等工作也全部交由郭松龄负责，时人称之为“三八旅”。

    在此期间，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系亲密无间，张学良对郭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完全放手让郭松龄训练军队；而郭松龄也对张学良衷心拥戴，恭顺服从，两人甚至结为了异姓兄弟。就像曹锟和吴佩孚的关系一样，张学良也常说一句话：“郭茂宸就是我，我就是郭茂宸”，郭松龄的决定与作为，张学良基本都给予了支持。

    在张学良与郭松龄的精诚合作下，“三八旅”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出色，由此也获得了张作霖的极大重视。在直奉一战失败后，张作霖整军备武，其中举措之一便要将张学良与郭松龄的部队打造成奉军中的王牌军（即“二六旅”）。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被编为六个军，但其中的精锐部队是第一军和第三军（即“一三联军”），当时姜登选、韩麟春任第一军正副军长，张学良、郭松龄任第三军正副军长，但由于“一三联军”的干部大都是郭松龄所训练的，因而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实际上都在郭松龄的指挥统率之下。

    相比而言，郭松龄是靠着少帅张学良而青云直起的，而他这派势力的崛起难免和其他老的派系产生矛盾。当时的奉系可以分为这样三派：第一派是“绿林元老派”，譬如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他们原本是一群绿林豪杰转化来的军中老粗，已经跟随了张作霖多年，地位根深蒂固；第二派是“日本士官派”，如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等人，这些人都是清末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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