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我到上海采访的第一个学校是华东理工大学，这个学校是上海几十所高校中贫困生最多的一所。学生工作部的老师特意给我介绍来了该校96级化学专业的曾祥德同学。

    在我面前坐着的这位瘦小的同学身上，看不到一点点在东方大都市上学的那种特有的上海大学生风采。他穿得上大下小，似乎蛮新的罩衣和很旧的球鞋，低着头、搓着手说话的神态，一看便明白地告诉你这是个“山里娃”。

    只有知识和语言属于这座著名大学的学子。果不其然。

    “我到上海读大学一年多，没上街出去过。只有在香港回归那天学校组织上了一次南京路，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就回来了。”曾祥德同学说。

    “老师说你是1995年考上大学的，怎么你现在才是96级学生呢？”

    “我考上大学后整晚了一年才有学籍的。”他说。

    “为什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家里没有钱，我就出去打工，给耽误了。”

    “那——你当时没怕失去学籍？那样不就遗憾终身么！”

    “我当然知道。可……当时什么办法也没有。”他抬起头时，两眼泪汪汪。

    “能给我说说吗？”我轻轻端过杯中水，怕触痛他的伤痕。

    曾祥德同学稳了稳神，说：“可以。”

    下面是他的话：

    我的家在四川丘陵山区，全家六口人，种四亩地，丰年时够吃，能卖点农作物换些油盐酱醋的现钱，一到灾年就有四五个月靠东借西挪过日子，所以我的同龄人中一般初中毕业就休学了，不是在家干活，就是到外地打工。我六岁上学，同时也开始帮家里干活。八岁时我就能挑水、打猪草，十岁便能下地与大人一起干农活。父亲在一家窑厂帮活，后来弄伤了身体，花了不少钱，家里因此欠了很多债。中学毕业后，父母让我去广东打工，说村上的小孩都去了，你也该为家挣钱了。我没听，因为我心里有个“大学梦”，为此可想而知我的高中三年是怎样结局了。我在家里是老二，老大出去打工挣钱了，家里就剩我是主劳力。记得读高二时，父亲在农忙时把脚扭伤了不能下地，母亲本来一直有病躺在床上。地里所有的活就我一个人干，十四五岁的人，在城市是“花季、雨季”的宝贝儿，可我们不行，不仅要干繁重的活，而且还得挑起全家生活与劳作的重任。那十二天里，我不分日夜地干，硬是一个人既收割，又播种。乡亲们一提那年“二娃”的事，至今还能说出个一二。我的小名叫二娃，他们说二娃将来准出息。可不，高考我一下考取了，被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录取。爸妈对我上大学并不怎么高兴，他们觉得上大学还不如去广东打工。说你上大学四年，一分不能为家里赚钱，还要一年花几千元的学费，这里外里，四年家里要损失多少？就说大学好，可以后毕业了还说不准连工作都找不到，不还是去打工吗？所以劝我别上了。我哪能同意嘛！穷山沟沟里十几年上学你不知有多苦！我绝对不会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可是总不能两手空空去上学呀！入学通知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学费和学杂费几项加起来得4000多块！上哪儿弄出这么多钱？亲戚朋友也没富人，自个儿家里连吃饭都成问题，当时我真觉得走投无路。父母毕竟心疼儿，最后悄悄把家里惟一的一头耕牛给卖了。当我从他们手里接过那几百块钱时，我就有自己上大学是一种罪过的感觉。可几百元的耕牛钱与几千元学费之间还差远着呢！不得已，我流泪告别家人，踏上了漫长而遥远的打工攒学费的艰辛之路。

    我搭上四川到福建的火车，到了福建永安的舅舅家。我选择这儿是希望舅舅能帮我一把，因为我必须在一个多月之内把4000多元的学杂费挣到手。结果一到永安舅舅家，心里就凉了：舅舅家比我家好不了多少，更主要的是我的舅娘是他的后老婆。那女的太厉害，舅舅干什么事都得看她的脸色。我这么一个外乡人突然进了她的家，吃着住着，她哪会有好脸色嘛。没几天，我已经觉得再不能在舅舅家呆了，便决定搬出来。舅舅好心，背着舅娘给我弄了辆三轮板车，说永安城内交通不便，你有个板车可以拉点活能养活得了自己。我失望地看着自己的舅舅，可又能说什么呢？后来我租了一间小破房，每月30元，小得只能够我躺下伸直。住定后，我就开始找活打工。先是到建筑工地搅拌水泥，后来又卖菜。可永安是个小市，啥都不是那么景气，干啥都赚不了大钱。我很着急，越着急则越不灵，人生地不熟的，好挣钱的活也轮不到我呀。于是我又做起收破烂的活，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起床，一直走街串巷到天黑。就这么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月，人家说省吃俭用，我是常常不吃不用，到头来也才挣了1400元。这时已到开学的时间了，我原本认为出来打工一两个月就能把学杂费挣回来，然而我千里颠沛、受尽苦难，仍然计划落空了。当我在永安街头收破烂时见到人家扔下的报纸上说全国的大学已经全部开学时，我呆呆地坐在大街上欲哭无泪……一些新开学的小学生从我身边走过扔下几个可乐瓶，说：“收破烂的，送你吧！”然后哈哈哈大笑着走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