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跪的他与下跪的他

    1996年10月，郑州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新生，他叫孙天帅。

    孙天帅确实不同一般，因为他是直接从一名普通“打工仔”一跃成为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而能使他实现这一跨越的是在一年多前的一次打工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天，孙天帅打工的所在单位——珠海瑞进电子有限公司的外商女老板金珍仙，突然让正在生产线上拼命干活的全厂中国员工站队集合，大发雷霆地要求每个中国人双手举起做投降状，然后就地跪下。金珍仙这样做是因为两年来，这位女老板时常要求员工们加班加点，就连春节都不让放假。1995年3月7日早，连续加班几天的一位女工劳累过度，在休息时伏在工作台上打盹。外国女老板为了惩罚这位“违规”女工，于是就有了要让全体员工罚跪的“集体教育”，并声称若有一人不从就罚其余人“永远跪着上班”。许多工人迫于无奈，犹豫中淌着泪水跪下了……孙天帅是这群受辱的中国员工之一，但就在工友们一个接一个跪下时，他却像青松一动不动地挺立在原地。

    “跪下！”女老板咆哮地向他吼道。

    “请问，我为什么要跪下？”孙天帅压住心头的愤怒，问。

    “不跪你就滚蛋！”

    “我可以走，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要控告你在我们中国国土上的所作所为！”孙天帅昂头挺胸，甩下每月1300元的饭碗，大步从那个女老板身边走过，并且永远离开了那块耻辱的地方。

    “我是中国人，死也不在洋老板面前跪下！”孙天帅，这位“不跪的中国人”，从此成为千千万万打工族传颂的英雄，被亿万中国同胞们所称道。1996年7月16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再次播出有关报道后，一时间孙天帅又成为热点人物。

    有言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在中国的几千年传统文化里，在事关人格、国格面前，跪便是一种理性、道德的沦丧；在真情与亲情面前，跪便是最重的回报、最高的敬孝；然而生活中还有一种跪也是十分崇高而又珍贵的，那就是或为长远的奋斗、或为暂时的生存而跪。

    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一个“跪”字，包含了太多的内容与内涵。“跪”字，在大学生的眼里是一种人格的尊严、知识的等价，因而它更富于特殊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向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他们的许多人中，为了基本的生存与生活，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去从事他们本不该去做的那些事。在如此一个“跪”字面前，有人端正心态，勇敢地去面对现实，从而摆脱了原有的种种困难而确保了学业，这样的“跪”，同样是高尚和可贵的；然而也有人则不能摆正心态，不是在“跪”字面前退缩，便是向“跪”字投降。

    “跪”，对千千万万个生活贫困的大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个痛苦的历程，那是种辛酸的无奈，那是笔高昂的代价，但同时又是自然界无法取之、只属于人的心灵之窑独自铸冶的黄金！

    有人一生也许不会经历一次“跪”的过程，然而对那些为了自我基本生存而去谋生的大学生们来说，他们几乎每时每事都在经历“跪”的锤炼与折磨……

    有位大学生告诉我，他最先在学校勤工俭学指导中心安排下当了一阵学校家属楼的水电收费员，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复杂的活，一个月查收一次，但这位同学说，他负责的那三座楼里总有那么几户人家在他每次前去收费时说些难听话、做些刁难你的事。他说有一次上一户家里收费，那主人硬不愿如数交纳电费，理由是怀疑电表不准。那同学说电表不准与我照章收费无关，我只管自己的职责。那主人就气急败坏地把一张100元的大票扔在这个同学脸上，说你收呀！你是不是穷疯了想在别人的水电费里抠出你的学费来呀！这个同学说他当时真的被气哭了，扔下收费本从此再没在学校上岗。后来他到社会上打工，可是打工的经历使他更加饱尝了屈辱与痛苦。他说，时间一长他就明白了，因为任何一种为别人服务性的低级劳动，都不可避免地碰上这样或那样的不痛快的事，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磨难，才使得大学生的勤工俭学更为可贵。

    这个同学的话有一定道理。在帮助大学生摆脱生活困难的工作中，这几年各学校和各级共青团组织，通过各自的可能为贫困生们创造了大量的勤工俭学机会。然而学校毕竟不是劳务市场，即使老师们把本来用不着设岗的许多地方也利用起来，让同学们去象征性地做些勤工俭学，但终究满足不了所在学校大批的贫困生上岗问题。能在校内上岗的人对贫困生来说，就像那些不用愁就有饭碗的“计划分配毕业生”一样令人羡慕，而这部分上岗的人，不管是“蓝领工”还是“白领工”，其实只占大学贫困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绝大多数的贫困生想求得生存，争取自立，很大程度还得靠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打工。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外面的世界也真够黑暗与残酷。”几乎每一个在社会上打工的大学生，都有这样的深切体会。

    确实，大学生打工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接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被贬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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