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名、假护照、假职业。走的时候却倒很是安全。蒋介石提供的专机。周恩来与他同机。毛泽东在机场道别。

    来的时候一腔激情。

    走的时候满腹怨愤。

    他认为中国同志亏待了他。中国革命亏待了他。他承认的唯一缺点，是不了解中国国情。

    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也不了解中国实情。当他在根据地看到简陋的医疗卫生条件、粗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术器具时，不也大发其火、相当严厉地指责八路军的医生们吗？

    1938年5月1日，白求恩率加拿大医疗队离开延安，6月初到达岚县。6月中到达五台。到达五台以前，他写了下述报告：“医疗技术：相当差。没有合格的医生，亦无医科学生。医生缺乏外科原理、消毒、防腐等基本知识。”

    “医院的设备：很差。没有床上用的便盆、便壶，也没有床单、枕头，仅有五十床供重伤员使用的棉被……没有达金氏冲洗液，胶皮管、灌肠器，也没有胶皮垫子和手套。只有十几块当夹板用的木板……”“食物：不充足。几乎没有肉，亦无蛋、牛奶等食物……”

    白求恩也好，李德也好，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革命，难免在不了解情况，甚至在根本就不理解情况的情况下，从他们原有的条件、环境，从他们原来接受的知识和受到的训练出发，发出一些对我们革命情况不尽适合的命令与指责来。

    关键还是我们中国同志。

    我们是学习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长处，引导他们认识中国实情，还是把他们的经验奉若神明、把他们的话语当做指示，“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是先生，同时也是学生。不把握这一点，不引导他们学习和了解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不用事实去向他们证明他们某些东西与中国实情的脱节处，结果反而限制了他们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

    把李德捧得高而又高的同志，最终反而害了李德。

    1936年在陕北，李德曾深有感触地对埃德加·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他并非一无所获。

    伍修权后来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他作为一个外国革命者，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七年多，这种献身精神也还是可取的。不过当时我们在领导上把他摆错了位置。……他的错误有主观原因，也有其客观因素，即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特别是中共党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此，我们都应更客观和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白求恩后来终于理解了中国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他真心实意地向那些在简陋环境中用简陋器械完成救治的中国医生道了歉。那张他躬身在一个简陋的破庙里实施手术的照片，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白求恩形象的写照。那个地方做手术肯定不符合西方医学要求，但又恰恰是这张照片，活生生展现了这位外国专家献身中国革命的感人情景，也成为白求恩一生中最动人的形象之一。

    在他去世以后，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称赞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篇文章后来成为脍炙人口的“老三篇”。

    这位在十几亿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加拿大人，终于使其本国人民也知晓了这个英雄。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后，加拿大政府在他的家乡建立了一座白求恩雕像，作为中加友谊的象征。

    还有李德的上级、苏军总参谋部上海小组负责人佐尔格。

    佐尔格1933年以后从上海转去日本。因为在东方对苏联威胁最大的就是日本。头两年他不提供情报，专打基础。他埋头阅读大量有关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颇具独到见解的文章，甚至于1934年加入纳粹党。到1936年中期，佐尔格在日本的地位已经相当巩固，他开始正式工作了。从1936年1月至1941年10月，他向联共（布）中央上报了806份电报情报。还不算此期间通过信使报上去的大量文件材料。

    他报告了德日两国准备于1936年11月签订《反共产国际条约》的情况，关东军1936年上半年和1939年中期在满蒙边境军事挑衅的起因和性质；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日军的展开和部署；希特勒德国1939年1月入侵波兰的准备情况；德军入侵法国及其主要战略突击内容；日本在中国扶植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情况等。尤其重要的是，佐尔格及时准确地报告了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准备和日期；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朝鲜、及日本本土上的全部作战实力和部署；他还详细列出了日军各军、师指挥官名单；日本航空工业和坦克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日本石油战略储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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