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一个德国学者对中国作家的失望

    前些日子在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我说：“对德国汉学家顾彬就中国文学现状的批评，我以为还是应该袒胸面对，反躬自省。就整体而言，我们中国当代作家是利益写作，而非信仰写作。精神残缺、思想空洞、缺乏建树是普遍现象，我指的是对真理、理想、信仰的建树，甚至连基本的道德人格的建树都没有。没有了这些，就等于没有了骨头，没有了意义和思想价值。当我们无法给人类日益空缺的心灵填补什么的时候，我们的作品自然会被时间和社会淘汰。被时间和社会淘汰的东西，不是‘垃圾’（顾彬语）是什么？”

    是的，面对我们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面对日以百计、年以万计的文学作品，我有痛彻肺腑的感喟，我有密云不雨的失望。

    我们大都是技巧性作家，鲜有思想性作家。我们言必称“叙述”、“语言”、“结构”、“细节”、“人物”、“手法”等等，而很少谈及“哲学”、“思想”、“精神”、“灵魂”、“道德”、“宗教”、“理想”、“终极关怀”等等。最多也只是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悲悯，甚至连这一点极其有限的悲悯，也受到了某些作家的公开唾弃。关于“作家都是思想家”的一般规律，在当下的中国成了无稽之谈。

    人类信仰的守望者到哪里去找？人类精神的导师到哪里去找？荒漠的甘泉、夜航的灯塔、指路的明灯到哪里去找？也许他们诞生在中国人群的其他部落中，却唯独不会诞生在以生产精神产品为目的的作家群落里。

    作家一要忠于社会良知，二要忠于人类理想，干净、善良、正派是最起码的要求，便是这一点就很难做到。我们比普通老百姓更不知道什么是高尚、纯洁、美好，我们忠实于名气、金钱、利益、虚荣，却忘了做一个真正的“人”才是最最重要的。文学据说是“人学”，但我们对人、对做人、对好人和坏人以及中间状态的人又有多少了解？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争名逐利者、夜郎自大者、写一套做一套者、不知荣辱者、尸位素餐者、持禄养交者、冷漠无情者，很少有建树理想者、信仰真善美者、为民代言者、赤子之心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俯首甘为孺子牛”者。

    我们没有表里如一、诚实表达、献身真理的勇气，没有感情高尚、身体力行的色彩，甚至都没有一个是愿意独善其身的。当我们在不可遏制的自我放纵和精神滑坡中，在失去理想和信仰时，也就理所当然地失去了关注者的信任，失去了社会价值，更失去了俗称广大读者的民众。

    文学精神说白了就是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精神。道德和信仰的一体化创造了人类的普世伦理，也成就了先哲们的思想，成就了所有的文学大师。但我们已经不懂得这个基本道理了，我们忽视了文学史的常识。我们在贬斥信仰、践踏道德、掩饰丑恶。我们需要启蒙，谁来启蒙我们？

    人类的先驱、伟大的作家们早已经建树了足以让我们终其一生向风慕义的理想精神和理想人格，但我们却轻而易举地丢弃了。建树理想对我们来说几近天方夜谭，当别人精神堕落时我们抢着堕落，当别人灵魂污染时我们唯恐有一丝干净，当别人生活腐败时我们垂涎欲滴。我们多数人只不过是个码字匠，哪里是精神产品的制造者，哪里有一点点高风亮节让我们的读者心折首肯呢？

    我们勇于投入现实，却乏于表达现实；善于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却更善于让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成为批判的对象，而不是批判的武器。我们越来越远地背离了生活，也就背离了作家这个称号。

    我这样说首先是说我自己，我在指责自己的时候，无意中也捎带了那些我素来钦佩的师长前辈、同道方家，这让我惴惴不安。但有一个真理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一个作家只有不断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才能不断丰富自己、强调自己。我们没有理由、没有任何资格固步自封、得意忘形。

    遗憾的是，我们最最缺少的，就是自省精神，就是自救意识。

    我坚信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作品。一个灵魂卑污的人永远写不出品位高尚的作品来，假仁假义是一眼就能看穿的。虚伪的美酒、庸俗不堪的美酒、腐败堕落的美酒，我们到底喝了几壶？

    我们常常把写人性挂在嘴上，搞了半天，原来我们把吃喝拉撒、满足七情六欲当成了人性，其实这不是人性而是动物性。人性指的是作为有道德的社会人的基本属性，指责某人“没有人性”，就是说他没有道德性。忽视了伪道德的批判和真道德的建树，我们的文学也就是“人学”，便成了“行尸走肉学”。

    一个德国人说，德国每一个作家都代表着“德国”，代表着“德国精神”。可是我们呢？精神残缺、思想空洞、道德低下、感情苍白，哪一个能代表中国？能有我们期待的“中国精神”呢？什么是中国精神？知道吗？我问过几个作家，他们瞠目结舌，坦然告之：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都在谈诺贝尔文学奖，殊不知任何文学奖都不能把一个低劣的作家创造成一个好作家、大作家；缺少了对社会良知和人类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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