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我心头就涌起一种温馨甜蜜的感觉。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有根源的，我这种感觉的根源大概就是“文学”二字吧。有作家才能有文学。谈到作家，我对“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句舶来品气味很浓的话，颇不怀好感。我自己的灵魂还没有治理好，哪里有本领和闲情逸致去关心别人的灵魂呢？

    我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什么作家。这样崇高的名称，我担当不起。可是天公偏又作美，或者是偏不作美，让我在中学时就遇上了几位极其优秀的国文教员：教文言文写作的是王崑玉先生，教白话文写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和胡也频先生，于是我就同写作结上了缘。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写点短文，搞点翻译。我一生治学虽多变化，总之是没有出语言、历史、宗教的大范围。可是，不管我变向何方，写散文、搞翻译则始终没变，可谓一以贯之了。

    在清华读书时，我读的是西洋文学系。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竟同系别不同的林庚、吴组缃、李长之等三人结成了一个小集团，难道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当时还并没有什么“清华四剑客”的名称，这个名称是后来形成的。四个人都对文学有兴趣，也都在写点什么，翻译点什么。由于趣味相投，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粪土当年万户侯”，而且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信口雌黄，说话偏激。又由于郑振铎先生之吸引力大，我们都被吸引到他的身边，成为由他和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封面上。那时，我们谁都没有出过集子。在我赴德国前，郑振铎先生曾想出版我一本散文集，可惜文章写得还不够多，编不成一本集子，就此了事。

    在德国十年，天天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等拼命，没有时间，也没有情趣，写什么散文。十年之内，总共写了两篇。1946年回国以后，在南京和上海闲住了一个暑假，在打摆子之余，天天流连于台城和莫愁湖、玄武湖之间，初回到祖国时的温馨，旖旎的湖光，在胸中激荡，诗情画意，洋溢汹涌，本来应该写出点好文章的。然而政治气候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致。

    结果，除了用假名发表了两篇类似杂文的东西以外，空辜负了金陵胜景。

    回到阔别11年的北京以后，不几年就迎来了建国。当时颇昏天昏地地兴奋了一阵。可是好景不长，政治运动就铺天盖地而来，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往复回还，一搞就是几十年，到了“十年浩劫”，算是登峰造极。中国知识分子的脆弱性，显露无遗。人家说你是黑，你就自己承认是黑。人家说你是白，你就承认自己是白，完全是心甘情愿，毫不勉强。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造思想之不暇，哪有闲情逸致来写什么劳什子文章呢？一直到改革开放，脑袋里才开始开了点缝。这30年是继德国十年之后写东西最少的时期。

    跑了半天野马，现在该轮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了。同人民文学出版社打交道，当然离不开文学。文学所包含的不外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当然也在其中，但所占比例不大。谈到文学创作，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天竺心影》好像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生平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曾带给了我极大的欢乐。至于第一本翻译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集》，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槛公认是相当高的，大有“一登龙门，声誉百倍”之势。这本书带给我的欢乐就可想而知了。

    从那以后，在颇长的时间内，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出的书都是翻译作品，而且都是印度古典梵文作品，如《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等等。这些名着久已蜚声世界文坛，很多国家都有译本，在中国却都是初译。

    我以微薄的力量，给中国文学界做了点拾遗补阙的工作，颇感自慰。

    我在这里想专门谈一谈世界名着、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的翻译问题。这一部书，数量大，翻译难度高。在“十年浩劫”以前，我无缘无故地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且还是国际活动家，这与我的内向性格是完全不相容的。终日忙忙叨叨，极以为苦。对这样艰巨的翻译工作，我是绝不敢尝试的。幸亏来了“文化大革命”，幸亏我自己跳了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罪行累累的“老佛爷”，幸亏一跳就跳进了牛棚，幸亏在牛棚里被折磨、被拷打、被戴上了五花八门离奇古怪的许多帽子。到了“文革”后期，所有的“罪犯”几乎都被“解放”了，我却是“欲摘还戴时候，最难将息”，我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游离于人民与非人民之间，徘徊于友人与非友人之际。昔日门前车如流水马如龙，而今却是门前冷落车马无。我除了被派去看大门，守电话以外，什么事情都没有，自谓是今生已矣。但我偏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想找一件旷日持久而绝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工作，想来想去，想到了翻译《罗摩衍那》。这活儿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晚上回家，翻读全书，译成散文。白天枯守门房时，脑袋里不停地转动，把散文改成了韵文。

    总之是一句话，我“感谢”“十年浩劫”，没有这场浩劫，就绝不会有《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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