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本日记里多次写到一名被枪杀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这具尸体被捆绑在一张竹床上，自12月13日起一直横躺在我的房子附近，没有掩埋。我对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请求他们派人或是准许我进行掩埋，至今仍没有结果。尸体依然在原来的地点，只是绳索已被剪断，那张竹床扔在两米远处。我无法理解日本人对这件事的做法。他们一方面要别人承认它是和欧洲强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并受到同样对待；另一方面其行为却时时表现出残暴、野蛮和兽性，以致别人可以把他们同成吉思汗的部落相比。既然我为安葬这具可怜的尸体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结果，我只好作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人虽然死了，但他的尸体将永远留在这个人间。

    今天早晨，约翰·马吉牧师陪我和会讲一点日语的克拉到后勤军医总监平井大夫那里，我必须对他作一次回访。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请求平井大夫准许我们访问红十字医院。这所医院是我们在外交部设立起来的，我们现在还向那里提供大米。但在南京沦陷后就不许我们进去，因为日本人接管了这家医院的管理工作。平井大夫对我们的请求稍作考虑后，答应要向总参谋部提出申请。他看上去是个和蔼的、平易近人的老先生。我们今天访问他时，他身穿整齐的制服正坐在靠背椅上，让一名日本画家画肖像。

    马吉又收集了几起令人厌恶的暴行。日本士兵抢走了他们搞到的全部用于屠宰的牲畜。日本人最近叫一些中国年轻人去找猪，有几个动作不麻利或没找到猪的年轻人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了。一个被刺死的年轻人内脏拖在肚皮外面！一个人老是听到目击者的这类报告，就会感到厌恶。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军队都是由释放出来的囚犯组成的，正常的人不会做出这等事来！我们今天看到几辆装满中国士兵的卡车从南面开来，并朝下关驶去。我估计他们都是在这里和芜湖之间被俘的战俘，要在扬子江岸边被处决。

    高玉先生来拜访我。他是领事馆警察的负责人，是日本大使馆的参赞，我给他搞到一辆汽车，希望他给一张征用收据。他没有在收据上签字，一声不吭地把收据塞进了口袋。我吃亏了。以往他来时总是穿一套合身的蓝色制服，现在却穿了便服。他目前正在寻找在南京拍摄的空战和坠毁的日本飞机照片。这方面的照片很多，是由半官方的中央党部摄影社拍摄的。该社的办事处离我这里很近，但这时已被日本人烧光了。这个摄影社拍摄的有关这方面的照片花一元钱可以买到一张（顺便说一下，我觉得太贵）。这些照片中有一张是16个日本飞行员的合照，他们因飞机坠毁而被关进中国战俘营里，受到中国人的细心护理和良好治疗。据说其中有高玉的一个朋友，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高玉似乎对这个被俘飞行员的命运很关心，希望从我们这里了解到关于他更详细的情况。我们无法给他提供任何情况，因为事实上我们一无所知；即使我们知道一点，提供情况无论如何要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大使馆秘书福田先生已经告诉过我，一个日本军官（飞行员中有几个军官）做了俘虏，必须剖腹自杀，一个日本军官是不可以被俘的。这是日本人自己之间应该解决的事。如果有一批在这儿犯下残暴罪行的日本人剖腹自杀，我是绝不会反对的，但尽管这样我对此仍不能提供帮助或信息。

    我们委员会的总稽查施佩林先生，看到了我们写的所有报告。这唤醒了他至今一直沉睡着的荣誉感，他按擦不住，也凑成了一篇报告。施佩林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理应得到荣誉），在我们中间确实也经历得最多。但他这个人比较简单，因此报告写得并不怎么样。我们大家都不是天生的文学家，但是施佩林写的那些文理不通的东西，看上去的确非常滑稽可笑。他把草稿拿给我看。我当然不忍心把他那令人惊异的描写改掉，就让他那样报告下去吧。但是“……有许许多多的妇女，……用颤抖的乳房给孩子喂奶”，“赤身裸体的日本兵趴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身上……”这类句子他还是应该删掉的。下面就是这篇报告：

    爱德华·施佩林南京大方巷21号1938年1月22日致罗森博士先生德国大使馆南京

    在南京和南京周围发生战事期间，我同其他先生们冒着生命危险留在这里，并在国际委员会成立时被任命为南京安全区总稽查（警察委员）。我作为总稽查驾车巡视时，有机会亲眼看到一些好事，但更多的却是坏事。我的外勤任务并不轻松。我有650名训练有素的警察，还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平民警察队协助我。我们维持了良好的秩序。这里我必须再次证实，我受到了中国人的重视和尊敬。如同我经常看到的一样，这个民族善于忍受痛苦和煎熬，而不去抱怨或发牢骚。有20万难民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只身逃离，寻找安全的地方，寻求得到保护，这其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妇女，她们怀抱幼小的孩子，用颤抖的乳房给孩子喂奶。

    在南京安全区，我们原来有两个组织良好的消防站，一个在鼓楼，另一个在大方巷，可惜我们的消防龙头和消防车都在日本军队进驻后被他们征用了，因此我们在遇到许多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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