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船长。拉贝早年丧父，因此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他当了两年半的学徒，后来又在汉堡的一家出口商行当伙计，为时一年半。经老板的推荐，他前往非洲东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在的一家享有盛名的英国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纯正的英语。1906年，他因染上疟疾，不得不离开非洲回国。但是1908年他又离开了德国，这一次他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1909年，他在北京和青年时的女友结为伉俪。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其间只有一次短暂的中断。刚到北京时，他在一家汉堡的公司工作。1911年，他转到西门子代表处，地点仍然是北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协约国的压力下于1917年对德国宣战，但是这段时间拉贝仍然留在北京。他很有策略地让中国官员相信，战争期间继续由他来经营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不可能。

    但是在1919年，中国在英国的压力下，将拉贝和其他德国人遣返回国。当时在中国，人们是不希望看见来自德国的竞争对手的。仅仅过了一年，拉贝又上路了，他途经日本，回到了中国，为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重振旗鼓，不过这一次他以一家名义上的中国公司作掩护开展业务，直至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获准正式开张。开始的时候他在北京和天津工作。从1931年起，他担任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经理，那时南京已经是中国的首都了。1938年3月，西门子洋行将拉贝召回，把他调到西门子在柏林厂家的管理部门工作，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对他委以重任。拉贝65岁退休，两年后去世，那是1950年1月5日。

    如果约翰·拉贝没有在半年的时间中，一边兼顾洋行的日常业务，一边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去拯救25万中国人，那么以上介绍的生平就是一个普通海外商人的生平，没有什么不同凡响，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

    南京市把约翰·拉贝先生看作是仁爱的典范，将他的墓碑安置在城市的一个里。

    谁要是以为中国没有仁，那就大错特错了。

    弟子樊迟问他的老师孔子：“何谓仁？”“爱人。”孔子答曰。

    孔子哲学的道德伦理核心就是仁，因此他一再反复提及这个概念。就对人的要求而言，孔子所教导的，以及中国人民2500年来所领悟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约翰·拉贝是一个质朴的人，只要能做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乐于助人，谦逊可亲，充满理智，恢谐幽默。这后一点尤其体现在艰难困苦的时期，他总有办法让自己心平气和地与别人达成共识。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相处随和。如果他有什么不满要记在日记里，他总是会在后面加上“其他人也同样如此”或“别人比我条件还差”等诸如此类的句子。他在日记中提到的经常是一些身处困境中的人，他是如何努力去帮助他们的。他把帮助危难中的人看作是自己的职责，这也是他和周围的人的不同之处。

    拉贝在中国有很多朋友，其中有德国朋友，也有外国朋友。他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不过他要写起法语来也是无懈可击的。他写了很多书，大部分是关于他在中国的生活，书中还配上了照片和别致的幽默画。他的书大多是纯个人的记录，从未发表过，虽然只是手稿，却装订成册。对中国的艺术，他谈不上精通，可也略知一二。他在文学、音乐和科学研究领域没有专长，但是念上几首感伤诗却能使他泪流满面。他心肠软，但却不外露。他是一个实干家，处理所有的实际工作都非常得心应手。他对政治的兴趣平平，可以讲，他只对与中国、德国对华贸易和德国的亚洲政策有关的政治有些兴趣。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以为希特勒是要和平的。1934年，他在南京建起了一所德国学校，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上学，他的女儿那时已经完成了学业，儿子在德国南部的一所寄宿学校念书。作为这所德国学校理事会的理事长，他必须得到帝国当局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批准，申请教师和教学经费，为此他于1934年加入了国社党。

    他质朴忠厚，富于理性，幽默风趣，平易近人，广受称誉，却从不招摇；他以仁爱之心待人，以仁爱之心待中国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救他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日夜操劳奔波，不仅随时随地帮助别人，在救助过程中同时还能审时度势地处理政治事务，表现出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得体的外交手腕；他同美国朋友密切合作，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处在日本占领军下的25万中国人提供相对安全的保护。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拉贝竟然还能安排出时间来记日记，简直不可思议。

    他的朋友对他交口称赞，中国人把他奉为圣人，就连遭到他不断抵制的日本人也对他敬重三分。尽管如此，他仍然保留了自己以往的谦逊品质。但要是路遇不平，他的和蔼与温和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就会勃然大怒。他曾不容抗辩地用德语痛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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