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犯了两性关系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犯得真不是时候，因为反右倾运动开始了。我的问题当然还远不止这些，偏偏这个时候，老领导陈旭东书记也因为思想右倾，调到专区任一个拖拉机站的站长，没什么权了。邓未来、蔡平也因为平时跟陈旭东跟得太紧，新县委班子批评他们右，也不停地让他们写检讨，过着受煎熬的日子。当然，我那与剧团团长一步之遥的官是当不上了，就是他那个化馆的副馆长能不能留住，也是难说，现，我被县委停了职，让我到小菜园里参加劳动改造。

    小菜园是县委的一块自留地，那里已经聚集着二十多位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那里参加劳动改造。

    我们县委分有前院和后院，后院是家属区，前院是办公区。办公区其实也就是排办公室组成的一个小院。小院之外就是树林、庄稼地和菜地，所谓小菜园就是指这里。县委院占地面积很大，有200多亩，当初之所以留那么多地，是因为刚解放的时候干部都是吃供给制，钱很少，机关干部们就搞了个农场，种些粮食和蔬菜，以便改善机关干部的生活。现，机关干部都有了自已的工资，又有商品粮供应着，就不种粮食了，只种蔬菜。本来种菜是机关干部的义务劳动，可自开展了反右派运动之后，就由右派分子来尽义务了。到了五九年，又打倒了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都是机关干部爱逞能、教师爱颠狂、党员爱抗上或者爱发牢骚爱提意见的家伙。

    有一天，我们的上级机关一位大领导来给右派右倾分子洗脑子，机关干部也参加了，接受教育。大领导说，不让这些家伙干干农活，尝尝苦头，他们就不知道庄稼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是农民兄弟流血流汗浇灌出来的，而不是他们那些右派们对共产党指手划脚划出来的。右派分子和右倾分子们也不要逞能，干干粗重的农活，闻闻大粪的味道，啥道理都不要讲也就明白了，也就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

    我虽说也参加劳动改造，但我不是右派，也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右派是**反社会主义分子，是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与右派站一边的，思想上也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靠拢，所以，右派和右倾是敌我矛盾。我**反社会主义吗？我右倾吗？没有。我只是一时糊涂，忘了带小手枪，没经得住美色的诱惑，犯了个低级错误而已。应当说，我汪有志只是犯错误的同志，是民内部矛盾。

    按照正常的说法，我应当是这样定性的。可是，组织上却没有对我这样，他们研究我的问题时，并没有按照我们干部纪律的规定对我进行处理，而是认为我是紧跟前任书记陈旭东的，几个王八蛋本来看陈书记就不顺眼，他位时不敢与他作对，反而装作百依百顺的奴才样，但陈书记一调走，他们便开始骂陈书记了，但他们却没有权力对陈书记怎样，现轮着我受罪了。他们认为，陈书记都右倾了，我是紧跟他的，还能思想左了不成？你汪有志虽不是右派，但水利工地上，千万民工眼皮底下行欢作乐，性质就不能一般。

    帮助我思想改造的批判会上，一位干部发言道：“汪有志你也是苦出身，打土匪你也立过功的。可你做这种事就是太不该了。你想想家都跑步奔向共产主义，都抬大土筐，累得半死不活的，民工那么累，你没说去招乎着抬两筐也就算了，只让你唱个戏，给民工们带点欢乐，这还不够你的吗？等于是家建设社会主义，你只等着享受共产主义的果实，党对你汪有志够朋友了吧？可你倒好，竟工棚里公开搞小白鹅，搞一个旧社会过来的戏子。你享受着资产阶级的那种极乐时刻时，想到家民工抬大土筐时的难受滋味吗？”

    我靠，他们就这样给我胡连八扯，胡乱上纲，让我无话可说。最后有结论是：汪有志的问题算不算右倾不能随随便便地就那么定了，就是不算右倾，也客观上起着和右倾遥相呼应的效果，对民造成的危害与右派、右倾客观上造成的危害是一样的。所以，我就理所当然地与全县的右派右倾分子一起劳动，用劳动的汗水来洗涮自已身上的资产阶级腐朽污垢吧。

    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吴是个南方，有化，做事极认真。就是这个菜园子，他也要时不时地磨磨看看，看看菜长得怎么样，能不能多创点收，给机关食堂减少点开支。吴还喜欢种菜，特别爱种些怪乎菜，就是雉水见不着的洋玩艺儿。用现的话说，就是改换新品种，调整产品结构。

    有一天，吴到小菜园里来了。我见新领导来了，便放下手的锄头，跑到吴面前，立正向吴报告说：“吴书记，你来了？犯错识的汪有志正接受劳动改造，你有什么吩咐请指示。”

    吴手里捧了一颗蕃茄苗子，眼神里放射出一束奇异的光，那目光里看得出，他很讨厌我，可这时候他来到菜园里要种下这棵菜苗，又不能不用我，因为其他的劳动对象都是右派。

    “你会不会种菜？”吴很不愿地说了一句上不上下不下的话，那阴阳怪气的样子令我恶心。

    我不会种菜菜园里干什么？种菜有多难？进来天不就会了？又不是猪。我心里讨厌他，但却不敢表露出来。我回答说：“我会，吴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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