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了一批又一批鬼子的特务队。一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他们紧紧控制着这一段干线的局势。不过，到了１９４３年，他调出铁道游击队，到党校学习。

    我向徐广田和杜季伟作过多次访问，对铁道游击队的整个对敌战斗事迹有了一个轮廓，对他们从事的一些重要战斗，有了一定的了解。铁道游击队的斗争事迹深深感染了我，激起我强烈的写作愿望，我决心要把他们所从事的战斗，从文学上反映出来。

    英模大会以后，我整理了所采访的铁道游击队的斗争材料，进行构思。我认为我是有条件写好这一作品的。第一，我在抗大毕业后，又专学过军事。１９３８到１９３９年我随抗大一分校从陕北到太行山，又从太行山到山东的沂蒙山区，两次深入敌后，熟悉敌后的游击战争生活。第二，我熟悉铁路上的生活。我自小生长在河南北部道清支线的铁路边，这条铁路从我故乡的村边经过，我的父亲又在村边的铁路道班房里做工，我一天到晚能看到客车、货加车在运行，听惯了列车在铁轨上运行的轧轧声。我小时候，也曾和一群穷苦的孩子到车站上去捡煤核，在车站上也学会了扒车的技术，慢行的火车还可以上下，快车就不行了。后来我随父亲到过道口、焦作等地上学，后来又在车站上作过义务练习生，因此，我对火车站和列车上的生活比较了解。不仅熟悉铁路上的职工，而且对于行车的规章制度以及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也了若指掌。如果不了解铁路上的生活，要写好铁道游击队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当时，铁道游击队的杀敌故事，在根据地的人民中，广为流传，所以没能把他们的事迹，从文学上反映出来，一些作者不了解铁路生活是个重要原因。因为抗日根据地的作者，多是生活在山区，他们大多数人不仅没坐过火车，甚至还没看见过火车。有的城市出来的作者，曾经坐过火车，但仅坐过而已，对铁路上的一切并不了解。当时又是战争环境，铁路被敌人控制着，也不能去采访。记得１９４３年《大众日报》的一位记者到铁道游击队去采访，被敌人捕去了。当时铁道游击队由于多年来的神奇战斗，打得敌伪胆寒，他们通过伪军硬把这个记者要出来。这个记者虽有这样惊险的经历，可是除了写点通讯报道，并没有把铁道游击队出色的战斗事迹写出来。我想他没写的主要原因是不熟悉铁路上的生活。

    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都具有热情豪爽、行侠好义的性格，多少还带点江湖好汉的风格。他们经常深入敌穴，以便衣短枪去完成战斗任务。经常和敌人短兵相接，出奇制胜。因此，他们所创造的战斗事迹都带有传奇的色彩。他们在铁路上的战斗，曲折生动，都可以当故事来讲。如“血染洋行”、“飞车搞机枪”、“票车上的战斗”、“搞布车”、“打岗村”以及“微山湖化装突围”等。由于他们的豪侠的性格和神奇的战斗，我准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形式来写，也就是用章回体来表现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

    在动笔前，我经常把所采访的铁道游击队队员的杀敌故事，讲给同志们听，大家都喜欢听。由于讲多了，同志们也听惯了，有时同志们正在聊天，看见我走过来，就高兴地说：“看！铁道游击队来了。”没等坐下，就对我说：“再讲一段。”我又和他们讲起了铁道游击队的杀敌故事。

    我动手写铁道游击队的章回体了。当时还是真人真事。我写了草创时的一部分，在好心的编辑同志的鼓励下，在《山东文化》上连载了。当时的标题是《铁道队》。因为在战争时期，他们就叫这个名字，全国解放后，我写这部长篇时，为了点明它的战斗性，所以就加上“游击”二字，标题就改为《铁道游击队》了。

    它在《山东文化》上连载了两期，由于故事性较强，读者还是欢迎的。可是当这个作品让战斗在微山湖的铁道游击队的干部和队员看到后，却有不同的反映了。

    不久，我接到了铁道游击队的来信。当时他们的大队长洪振海已经牺牲，新任大队长是刘金山。原来的政委杜季伟在党校学习后，调到别处工作了。新任政委是张洪义。刘、张用铁道游击队的名义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当他们知道我在写铁道游击队，向广大读者介绍他们的斗争事迹，他们是高兴的，对我表示感谢。接着他们就向我提出一个要求：他们所有的干部和队员都一致热情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去深入地全面地了解他们斗争生活。他们说像徐广田这样的英雄人物，铁道游击队还有一些，因为对敌斗争任务比较紧张，他们只能派徐广田一个人去参加英模会。如果我能够到他们那里去，和他们一道生活一段时间，对他们的战斗生活作多方面的了解，一定会比现在写的更好。最后他们再次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欢迎我到他们那里去。

    我看了他们的信，沉思良久，深感到在从事这一写作上，有点过于草率。我仅仅根据徐广田和杜季伟两人提供的材料，不到实际斗争生活中作进一步地深入了解，就凭一时的热情，匆匆地动笔写起来拿去发表，这太不慎重了。从信上看，作品已显出了不好的效果。这封信实际上是对我写的那一部分有意见，只是他们不好意思批评就是了。所以婉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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