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以职务大小折合小米发给职工。铁道游击队的干部调到铁路局工作，工资也实行大包干。其他党政军备部门的干部仍是供给制（衣食由公家供给，每月发一元津贴），记得当时对金山每月发三百斤小米，王志胜发二百多斤，其他段长、站长每月发一百五十到二百斤小米。长枪中队虽然拨给铁路局领导，由于他们是部队，所以仍按部队的供给制待遇。这件事给徐广田和徐的家属有很大影响。

    徐广田家住枣庄西几十里的铁路边一个村庄，家里有老父亲和爱人及一个怀抱的孩子。他的哥哥参加铁道游击队重伤残废，他的弟弟也是铁道游击队队员牺牲了。徐广田在多年的战斗中也负过几次伤。他们家没有土地，靠铁路维持生活。他和弟兄们参加铁道游击队，虽然是供给制，可是由于他们经常搞敌人火车，大部分物资交公，但也留有一小部分救济队员的家属。现在抗战胜利了，为了阻止蒋介石部队北上，把铁路都拆除，他们家属就没有了生活来源。听说枣庄成立铁路局了，徐广田的父亲和爱人感到生活有盼头了，就去找徐广田。他们看见他并不在铁路上工作，仍然当中队长，就大失所望。徐广田的父亲拉着儿子的手说：“人家都是抗战八年，你也是抗战八年，现在人家都当了大官，有的当了局长，有的当段长、站长，你怎么还是个中队长呀！”他的爱人抱着孩子对徐说：“听说刘金山、王志胜每月都挣二三百斤小米了，可是你还是老样子，让俺娘们可怎么过日子啊！”说着就落下眼泪，因为家里没有粮食吃，她经常挨饿。徐的父亲还有一个顾虑，就是守着这个儿子养老，生怕在战斗中再失去这唯一的儿子。爱人和老父亲的要求，徐广田一件也不能办到，可是他们这些落后话，却给他以极大的影响。爱人和父亲不是来一次，他们经常来要粮食，要他到铁路上工作。由于家庭的困难不能解决，他就更恨刘金山了。使徐广田妥协的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一边和国民党和平谈判，同时也要作好迎击蒋军向我解放区进攻的准备。解放区的部队都进行了整编。许多地方部队都编入主力。在此情况下，长枪中队也编到八师的主力部队里了。所以徐广田就随长枪中队到八师去。他们改为一个连，由徐任连长。徐广田过去常年在铁道游击队，他们在铁路线上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艰苦卓绝的战斗，可是在战斗的空隙，却经常分散活动，生活上还是比较自由散漫的。徐广田一到主力部队，感到这里的战斗生活是艰苦的、紧张的，一切要求都很严格，他有点受不了。加上他身上多次负伤，每天从早到晚的操练，打野外，他在体力上也实在支持不住，就有点不想干了。可是他却把这一切不顺心的事，都推到刘金山身上。明明是领导上决定把他们调入主力的，他却误认为是刘金山把他排挤出去的，所以憋了一肚子气。加上他经常不上早操，受到营长的批评，他一怒之下，把匣枪一交就自动离开部队回家去了。临走他身上还带了一支小手枪，这是他在铁道游击队打鬼子时缴获的，他所以带在身上，是因为他在当地和日本鬼子、汉奸特务打了那么多仗，他打死了不少人，怕地方有人报复他，需要用这支手枪来自卫。徐广田回家的事，鲁南军区很快就知道了。当时领导上对徐的问题的认识是这样的；徐广田是省军区命名的战斗英雄，他在铁道游击队的抗日斗争中是有贡献的。日本鬼子投降后，他的个人主义思想抬头，有地位和家庭观念，组织纪律性差，可以也应该好好进行教育。当然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应由他个人负责。但是从组织角度考虑，在干部政策上也有漏洞，如成立铁路局时，提拔刘金山为副局长，提拔王志胜为工会主席这都是正确的，但是对比起来，仅仅为了保存下来一个长枪中队，不提拔徐广田是不适当的。因为徐广田在职务上仅仅次于副大队长，王志胜提为铁路工会主席，而徐仍当连长，在职务上显得过于悬殊。当然徐个人不应计较地位的高低，但从组织使用干部的原则上看，对徐的安排就有点不够周全了。当时鲁南军区发现这一问题后，马上下命令调徐广田到军区学习，学习后将任命他当鲁南军区特务团的营长。可是这一命令下晚了，徐广田已愤愤地回了家，他不了解领导的意图，拒绝去山里学习。

    徐广田回家后，为了泄愤，有时怀里揣着手枪，到铁路局去找刘金山，刘不见他，他就在路局门前叫骂不已。开始靳怀刚还可以和他谈话，劝说几句。后来靳的话他也不听了。也就是说铁路局没有一个人能和他说上话了。

    我自认为过去和徐广田的关系不错，在这关键时刻，作为一个战友也该去好好劝劝他。所以我在铁路局靳、刘面前，自告奋勇地愿意到徐广田家里去作作工作，要他服从组织调动，到山里去学习。他们听了都很高兴，记得是在一天下午，我从铁路局借了匹白马，从枣庄往西沿着已拆除铁轨的路基，走出四十里，将近傍晚时到了徐广田的家里。

    徐广田的家确实很穷，住了两间旧草屋。家无隔日粮，屋里到处堆着些道钉、铁夹板，尖端呈猪蹄形起道钉用的铁棍，还有铁路职工用的旧红绿灯，这可能是过去吃两条线，铁道游击队破坏敌人铁路时留下的东西。我的到来，徐广田是欢迎的，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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