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来“复古、朴实、求是”三原则，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他公开说三代无书，汉人之文风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应当学西汉；而做人或为文，都应当讲究朴实无华，不应当追求浮华的东西，文景之世，皇帝诏书如同白话；又三代尧舜禹，汉代文景，没有皇帝给自己加尊号，他们的令名照样传之于后，石越甚至大胆的在文中呼吁皇帝不要给自己那种长而无实的尊号——这一点其实是谋定而后动，赵顼对于加尊号的确是没有什么兴趣，终其一生，没给自己加什么尊号；石越又提出来“求是”，要求大家做事讲证据，重实事。

    《三代之治》一经出版，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汴京城的读书人争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让桑氏印书馆赚了个十足。而之后引起的议论，更加超过《疑古文尚书伪作论》，毕竟后者是一部考证的书，真正能从中间找出问题来辩难的，都是比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则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会的书，但凡空想，只要是人，便可品评一下得失的。

    ……

    “自古以来，君为天、臣为地，君为乾、臣为坤，子明所谓议会，以士绅百姓议论官府，以黎庶与九五为一体，似有混乱阴阳乾坤之嫌？”王安礼谨慎的问道。

    石越随手画了一个太极图，交给王安礼，微笑不答。王安礼看一了会，突然开怀大笑：“原来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闹什么玄虚，柴贵谊忍不住悄悄问桑充国，桑充国微笑道：“这还不明白？阴阳一体，方为宇宙。世间至道，极阴便是阳，极阳便是阴。九五之尊为极阳，黎庶百姓则为极阴，二者表面看来相距悬殊，实则一体也。”

    ……

    “子明于《三代之治》中倡议天下普设学校，立图书馆，欲使天下人皆得读书识字。然则自古士农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为士，可得乎？”苏轼虽然是杰出之辈，脑子里却未免还是有那些等级观念。

    “在下闻孔子曰：有教无类。未闻孔子以士农工商而有教与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出于农也，故有耕读之家。工、商之间，亦未必无贤者，陶朱贾人也，傅说工人也，二者非为不贤。君以为工商不得读书乎？以为读书不可以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问世之后，其中称赞者固然不少，但是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所以问难辩析便成了家常便饭。而对《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见的人，便认为这本书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不过是《准南子》之类的杂家之言，殊不足道。但是大部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之上。

    据说皇帝就曾经很认真的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王安石敛容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处，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深思矣。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处。”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又有人在皇帝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的答道：“此石越欲离间于君王与士大夫也，其心实可诛。”弄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道：“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且不管这种种议论，当《三代之治》出版之后，新党看到的，是一个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虽然他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引以为嫌，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而在旧党一面，司马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品；苏轼和石越有不错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身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他长得如高大，看起来也像是个北方人——至少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可以相信得多，况且这个石越的确也是很有才学的，他又是司马光等人举荐过的，从私交上来讲，大家对他更无恶感。所以在旧党中，普遍也没有人刻意去阻挠皇帝新一轮的征诏——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很多旧党是不以然甚至极度反对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当时新党与旧党对于征诏石越的任命并无阻扰，不过是因为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关于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上去了，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以致莫名其妙的树敌。而同时石越表现出的才学，也足够构成朝廷征诏他的理由了。

    所以在五月份，宣诏使者再一次来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虽然皇帝的诏书比上一次更加恳切，而对石越的评价也更高，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回答。而最夸张的是走之前那个宣诏使者说的话都和上次那个人说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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