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有立场的话，我们的立场就是中立！

    ——《汴京新闻》评论员

    王安石给皇帝见过礼后，抬头就看到放在御案上的报纸，又看了石越一眼，便知道皇帝和石越肯定在谈论《汴京新闻》的事情。

    石越给王安石行过礼，站到一边。就听赵顼笑道：“丞相此来，有什么事吗？”

    王安石答道：“陛下，臣是为了这《汴京新闻》而来。”

    赵顼笑了笑，说道：“这倒巧了，朕刚刚就和石卿在说这事。石卿，你把刚才的事向丞相说一遍吧。”

    石越应了一声，便又把之前讨论的事情，和王安石细细说了一遍。

    王安石一边听，一边思考。等石越说完，他立即就清楚皇帝和石越的想法了，当下皱了皱眉，说道：“陛下，臣以为定下条例管制，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只是任由他们这么非议朝政，只怕终有一天，朝廷大事，要受流俗影响。圣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些人公然点评朝政得失，虽目下看来无大不妥，但长久看来，终会有隐患。若要议订条例，应当在条例中对严厉禁止此等事。”

    石越心里却始终有一个维护言论自由之心，见王安石这些说，心里不由有些急，也说道：“陛下，臣以为丞相所虑，虽不无道理。但治国之道，当刚柔相济，徒以刚强，必将自折。况且士民与天子，若连为一体，则国家昌盛，若互相猜忌，则亡国可待。故民者水也，当因势利导，物有利弊，当取其利而防其弊，不必因噎废食。自古奸滑之吏，欺上瞒下，御史之设，不能尽数绳之以法，有报纸从中监督，只需事先有法令约束，使其言必有据，不敢造谣诽谤，则未必不可得其利。若一意禁止，则是使上下相隔，非上策也。况孔子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然孔子教弟子三千，未必不言政事，孟子在稷下，亦未必不言政事，此皆圣人权变之道，后之学者，也不必徒守经文。”

    王安石见他说到“徒以刚强，必将自折”，心里不由一格，倒似觉得石越在讽刺自己一般，但细揣石越语气，却挺诚恳。他想起宣德门前之事，暗暗叹了口气。自己若一意执着，倒似自己有什么要欺上瞒下之事，怕让皇帝知道一般。当下不再争执，说道：“石越所说也不无道理。臣以为可着中书省、礼部、刑部、翰林学士共议，制《皇宋出版条例》，再下廷议，颁发执行。”说完这话，他自己也有点觉得自己变了许多。

    石越见王安石退步，也说道：“臣以为丞相所言有理。”在石越来说，只要《皇宋出版条例》颁布，不管其中管制了什么，最起码的，是官方认可了报纸的存在，这一点的意义就是非凡。至于其中有所限制，不仅可以辩论，以后也是可以修改的。

    而仅以这一点来说，那么桑充国的《汴京新闻》也是知道，所以在传出来朝廷有意制订《皇宋出版条例》之后，《汴京新闻》的社论立即表示欢迎。

    虽然新党中也有人在担心《汴京新闻》会在以后借民意攻击新法，为新法的执行增添许多麻烦，但是大家也知道王安石自白水潭之狱后，政治威信大受打击，这时候在无关紧要的《汴京新闻》上再次激化与石越、桑充国的矛盾，是相当不智的。

    何况石越等人动辄以“言者无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借口，而皇帝本人对此也颇有兴趣，再去争执，实在不见得能讨得好去。这个道理，便是王安石心里也明白的。加上还有许多读过书，却没有机会做官，或者官职卑微，或者颇受打压，不能对朝政发表意见，心里却老想着“以天下为已任”的士大夫，这时候突然发现报纸这个东西，可以让他们说出心中想说的话来——这一批潜在的支持者的力量，实在也是不可小视的。

    在这种情况下，新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保马法》、《市易法》的制订之中。王安石此时并不知道，王韶已经在西北取得军事上的大胜利。否则的话，他只要把《皇宋出版条例》稍稍牵制一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是，此时报捷的使者，依然还在路上。

    五月一日，虽然冯京与石越极力反对，《保马法》与《市易法》依然写出草案，上呈皇帝御览，皇帝当天即御批二府三司诸寺监、翰林学士共同讨论。

    五月二日，崇政殿，石越上《保马、市易二法情弊札子》，预言保马、市易二法推行后可能出现的弊端，而文彦博、吴充分别上《官不与民争利札子》、《保马法事繁弊多札子》，明确表示反对。

    赵顼对于石越反对二法，显得相当的不满，听石越读过札子，沉着脸说道：“石卿，诸事未行，卿岂能未卜先知？莫须有之事，怎么可以用来反对朝廷大事。”

    石越早就料到皇帝会不高兴，也并不怎么着急，出列答道：“陛下，臣并不是反对保马法。”

    他这话一出，真是满朝哗然，刚才读的札子反对之意非常明显，转口就说自己不是反对保马法，未免过份。冯京等人侧目而视，连王安石都惊诧莫名。马上有御史蠢蠢欲动，想要弹劾石越举止失度，言辞矛盾，失大臣体了。

    赵顼也奇道：“你这不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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