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梦求此时已是迫不得己，职方馆事务之烦，一日重过一日，本来他也无暇离京，但是这件事情，要真想查明文焕是不是别有隐衷，又岂是旁人可以查清的？文焕如若是假意降敌，若非司马梦求亲至，他又岂会信任旁人？

    当然，本来区区一个文焕，哪怕他是武状元，司马梦求也没多放在心上，大宋的八品武官多的是，哪值得他来一一操心。但是此事不知道为何，石越却非常不明智的插了进来，虽然石越的观点，司马梦求无法苟同，但是事已至此，在司马梦求看来，如果能证明文焕不是真心降敌，那么石越至少还可以消除此事的负面影响，甚至得到一个“知人之明”的美誉，并且在大宋朝的武官心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易地而处，司马梦求却是知道，大部分武官，是并不想战死的，那些慷慨死节者，有一部分固然是为了道德理想而心甘情愿就死，但另一部分，却是被道德所逼。相比起投降、被俘要受到的污辱与歧视，甚至累及到家族的声誉，自然还不如战死的好。毕竟，在当时来说，大部分人都很重视自己的家族。这次文焕被传降敌，事情尚未得到证实，整个文家都已经抬不起头来，许多的亲朋戚友，以前以有一个武状元的亲友而骄傲，现在却是羞于提起。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社会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深入人心，石越却公开上奏章表示质疑，请求朝廷宽容对待那些力战被俘后降敌的将士，却是触犯了整个社会的忌讳。这件事若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也许是平常之事，但是这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大谈气节、大讲华夷之防的时代，也是一个统一国家建国一百年以后的时代，一个深受国恩的武状元，向夷狄投降，大宋朝只怕难以宽容地对待他！

    而且司马梦求也是从心底里认为：这样的人，只是贪生怕死的败类而已！

    司马梦求跟随石越几年，素知石越行事，一向谨慎而目光长远，这时候忽然知道石越为文焕辩护，立时就想到石越必然另有极深的政治意味，虽然自己并不认同石越的这一观点，但是自己与石越，不仅有知遇之恩，更是休戚与共，石越亦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寄托者，所以，他也只有站在石越一边的立场，来替石越灭火。

    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料到，石越只不过是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已。

    因为石越认为，政治虽然主要看成败，但是政治也需要讲是非的。哪怕某些坚持在政治上会显得幼稚，但是也必须坚持。

    癸丑科武状元文焕降夏的流言早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了汴京，而石越的奏章虽然没有明发邸报，但是因为这是一份普通的奏章，并没有刻意保密，竟然也不知怎么便流传了出来。

    顿时，初入夏季的汴京城，一片哗然。

    这份奏章似乎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武状元文焕降夏的谣言，而《皇宋新义报》刊登了对陕西安抚使石越罚俸一年的处分，又从侧面证实了这份奏章的真实性……

    引起争议的，不是文焕的投降——尽管这件事情未经证实，各大报纸的编撰们本着谨慎的态度，没有进行正面的攻击，但是字里行间，已是显露出极度的轻蔑与谴责。这一点上，除了《海事商报》尚未得到消息，尚无反应外，《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的态度，都是出奇的一致。真正有争议的，是石越的奏章！

    整个汴京城，上至禁中政事堂，中至士绅学子，下至酒楼街头，都在议论石越这篇惊世骇俗的奏折——后世称为《论宣节副尉文焕无罪札子》。

    没有人想到石越会为区区一个宣节副尉辩护，更没有人石越会提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主张——“若力战而竭，被俘亦可谓之英勇；苟无所害于社稷，困于穷途，不得已降敌，亦不必视为叛臣！此辈虽少节义，然已无负于国家。”

    难以接受！

    这是整个汴京的第一反应。

    但是上这篇奏折的，却是石越！几乎已取代王安石，被称为“孔孟之后第一贤人”的石越。是学贯古今又能推陈出新，言人不能言，道人所不及道的石越；是在大宋士林中举足轻重的石越！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无法不重视他的观点。

    这就是石越在熙宁十年，在大宋思想界真正的地位。

    “子明这是什么意思！”桑府后园中，桑充国望着眼前扔得乱七八糟的报纸，百思不得其解。王倩挺着大肚子，由几个婢女扶持着，站在一旁，听丈夫大发牢骚。她在这五月份，便要临盆。

    “真是不通之极！投降敌国，还能是无害于社稷？忠君报国，是大丈夫的本份，若然不幸被俘，自当死节，又有什么不得己而降敌的？分明便是贪生畏死！子明这时候说这样的话，不怕打击军中士气么？谁还会愿意奋勇杀敌啊？而且这明明就是在授人以柄！朝中的政敌，正愁找不到机会攻击他呢……”桑充国一肚子的怨气，连珠价的发泄出来，“建忠烈祠的是他，鼓吹气节，明华夷之防的是他，说降敌无罪的也是他！朝野之中，有多少人对他嫉妒、不满、怨恨，以前是找不到半点机会来攻击他，如今倒好，自己把机会送上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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