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通过了许家老爷子那关的缘故，许家的其他人接下來倒是对虞凡沒有过多的为难，定下心來的虞凡也在与大家的交谈中对许家多了一些了解，许家第二代的男丁一共有四人，老大许朝平，老二许朝林，老三许朝国，至于老四许朝阳，和他三个哥哥的年纪差了很多，就算是辈分放在那里，恐怕也沒人会把他和其他的三人相比较，至少在虞凡看來是这么认为的。

    许家的第三代让虞凡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男丁比较少，第三代人中居然只有一个男人，许家的第三代许恒，一个云京大学大三的学生，许家老二许朝林的儿子，而其他的老大，老三，包括许朝阳，生下的都是女儿，这让虞凡心里一阵诧异。

    华夏素來都有重男轻女的习俗，虽说如今已经是步入了男女平等的时代，体制内从中央到地方，很多重要的领导岗位都是由女同志來担任的，并且这些女性领导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也都作出了很突出了成绩，但不得不说的是，从总体数量上來看，这样的人所占的比例实在是太少了。

    就许家自身的情况上來看，许家第二代的四个人都是政府部门工作，而到了第三代却只剩下许恒一个人，对许家來说，确实让他们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而许家的这种情况，据虞凡的了解，在共和国红色家族这一代显得十分的普遍。

    改革开放之初，有鉴于华夏暴增的人口总数量，华夏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适时提出了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国策，对于这项国家政策，出生于草根基层的虞凡是很深有体会的，就重男轻女的情况來看，在农村的这种思想是尤为严重的。

    小时候，虞凡那时候还生长在老家的村庄里，牵牛、扒房、甚至是强制措施的情形，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村子里上演，当时的混乱情形，对儿时的虞凡來说，记忆是尤为深刻的，记得在当时的虞家村，几乎是每一户人家都是有‘超生’的事情，一家只生一个在当时來说几乎是天方夜谭般的事情，在虞凡的记忆里，儿时的玩伴每家至少是两人，就连虞凡自己家都不例外，兄弟两人，弟弟虞伟就属于是超生的范围，听爷爷奶奶说，当初还是找人托关系，最后交了不少的罚款才了事的。

    在大家的记忆中，计划生育这种事情闹得最沸沸扬扬的地方是在农村，当然，这也是事实，因为当时的华夏农村是全国人口最集中的地方，而且对于传宗接代这种思想也是最顽固的，只是大家不了解的是，执行这项基本国策最严格的地方却是在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这一点其实很容易了解，看看当时各级领导的子女情况就明白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回顾华夏这三十年來的一路艰辛，不难可以看出这三十年由弱变强的过程有两个基本的支撑点，一个当然是坚持改革开放，另一个就是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两者之间的关系，颇有点开源节流的味道，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发展经济建设，从方向性上來看，这两个支撑点无疑是成为华夏后來飞速的经济发展坚实的后盾。

    以成败來论英雄，自古以來都是皆然的，再好的政策，如果最后失败了，都会被批评的体无完肤，至于什么过程之类的东西，那只是失败者的借口罢了，随着华夏的崛起，我们用变强的事实告诉了某些人，无论各位怎么批评，我们只是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政策，发展了我们自己，并且现在发展的很不错，某些人似乎也该闭嘴了，与其将过多的精力和目光浪费在我们身上，不如好好的关心一下自己的状况吧，你们现在的情况似乎不大妙。

    华夏的历史很悠久，悠久到我们这些后辈只能通过史书來了解我们的先辈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以史为鉴，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东西，无论历史上的那些封建王朝是多么的封建，崛起、兴盛、败落，我们可以了解的东西很多，可以借鉴的东西很多，可以改变的东西也有很多，比如说门阀。

    无论一个国家有多么的庞大，管理一个国家的总归是人，人都是有各自的，人无完人，无论是有多么的伟大，总会有自己或者自己家人考虑的时候，对于普通的人來说，这一点是很正常的，但对于一些手中拥有权力的领导干部來说，一步之差或许就会差之千里，尤其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有过伟大贡献的那些老一辈的人，诚然，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和骄傲的一代人，沒有谁能无视他们的功绩。

    事物总是存在着两面性的，正是因为老一辈人的伟大，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现在人们所说的‘红色子弟’，而‘红色家族’这个词也就应运而生了，后辈继承先辈的风光，在华夏似乎有这样的传统，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的子女打下好的基础，现在社会上的‘官二代’‘富二代’不也正是由此而來的吗。

    不知道是否是有一种巧合，还是老一辈伟人智慧的火花，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老一辈的伟人们渐渐离我们而去，‘红色子弟’也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偶尔出现的几次，也只能激起我们对老一辈伟人的缅怀，华夏政坛到现在几经交替，再出现的所谓‘红色家族’，其实用‘官二代’來称呼他们也是无妨的。

    华夏有着古老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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