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将决定甘陕前途，他们自然要过来看看。

    还有两类人很特别。一类是听到风声的商人工厂主，一类是想打探风声的地主和乡绅。陇东集团给商人、工厂主带来的好处多多，他们自然想看看接下来风向如何，是利多还是情势反转；解放军在各地的清洗，还未深入到乡间，但却早吓坏一些地主、豪绅，他们唯恐刀架到脖子还无所觉，自然也要主动过来探听，看具体政策如何，以便应对。

    其他甘陕周边势力，如果听到了风声，自然也会派一些探子过来。

    为保证会议顺利召开，吴安平直接将警备师派在各个街道警戒，防止有人搞破坏。与此同时，他也命令兰州、固原、榆林一线的各部解放军保持警惕，决不能让西北军产生任何侥幸心理，如其来攻，可暂居守势，待西峰之事完毕再回过手来解决。

    三极行政大会要讨论的事情很多，无论临时政府还是新民党的组建，都是要建立一个体制或体系，绝不仅仅是发个公告就算完事，还涉及许多细节问题。比如政府这块，总不能换个牌子就行，还要制定出施政方针、政策，这样百姓才能明白，甘陕已是换了人间，每个人都有新生活可以期待。

    吴安平先小范围做了沟通，结果喜忧参半。在甘陕省政层面，对他提出的政权架构，很多人存有疑虑，并不是很爽快就表示支持，其中最大的异议，就是他这样集权，已有新军阀的姿态，难免有人忧心，生怕他只是表面诚恳，实则暗藏欺诈。暗自调查一些县级官员的反应，显示却是一边倒的支持，不过他宁愿相信，这其实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百般释疑，将其中利弊一一摆上台面，又翻来覆去论证、引述，最后才勉强打消一些人的疑虑。吴安平知道，这仍只是暂时的妥协，能否让所有人都认可这种体制，还要看他接下来如何做，是不是真能像他所宣称的，更有助于提高百姓的福祉。

    政党问题反而简单。吴安平不能不佩服，出自夏听白父亲之后的新民党党章，及其完善的新民党主旨理论，不但体系完备严密，还真有意想不到的吸引力，经过几次小组讨论，当时便有一些省政高层要求加入。其中，司法、教育、民政、议会系统一个不落，只有财政系统、几位道尹和陕西省长还在犹豫，连出身西北军的薛笃弼都表现得很积极。

    其实原因很简单，新民党的党章、纲领、理论，都是目标式的，正合这些人的从政抱负，因为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及实现道路，也体现不出与现实势力的冲突。这就是说，新民党将是具有最明确目标，也具有最广泛道路，这样的政党自然最能团结各阶层民众。

    而且，权利需求层级理论，其实源自马洛斯的层级需求理论，既新颖又容易验证，只要稍作了解，就能明白其主旨何在。大多数人会有同样的感觉，这似乎是当前最能体现民主意识的政党理论，也正因为有这种认识，一些原本对吴安平心存疑虑的人，也略为放下了些心来。

    小范围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吴安平又扩大了征询范围，在正式会议召开之前，几乎所有抵达西峰的官员，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正如先前所说，级别越往下走，他得到的支持就越多，吴安平隐约感觉，这些人其实和普通百姓一样，根本不关心上层怎么折腾，他们关注的始终是自己以及身边人的简单生活。只要能生活更好，独不**根本没人在乎。

    一切准确就绪，十月一日，甘陕三极行政大会终于在西峰正式召开。

    此次会议持续进行十天时间，详细经过自然不必再说，但各方面的成果却需要表述一番。

    政权架构方面，吴安平最初的设想得以多数通过，确立了最高委员会的权威，以及政府、陇东集团、解放军的三方关系。同时，司法系统被独立出来，直接向最高委员会负责，就当前来说，暂时就是向吴安平一人负责。

    十月三日，西北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吴安平被推举为最高执政。十月四日，新民党正式组建，吴安平顺理成章成为党魁，而薛笃弼、狄世襄、赵元贞、刘凤五、郗朝俊被推举为执委，左纯庵、余大成、余铁鹏、李章、安柄朝、关岭东、陶玉山、徐复郭、戚远山、谭根也同时位居执委，即便有几人实际缺席了会议。

    十月五日，参考《人权法案》及《联合国人权宪章》完成的《权利法案》颁布，成为西北执政的最高纲领及施政依据。同日，《西北临时约法》颁布，这部参考民国及后世律法制定的宪章性法律，成为西北的最根本法律，也有人称其为“西北临时宪法”。将晚，《民族法案》、《信仰法案》连续颁布，同样成为政府处理民族及宗教问题的根本依据。

    十月六日，又有一些二级法律通过审议，待缓冲期一过，便要颁布实施。其中有《新闻及出版法》、《版权法》、《专利法》、《新刑法》、《新商法》、《新民法》、《新税法》、《教育法案》、《农林法》等，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些法律条文，同样是依据民国及西北实际，由后世律法演变回溯而来，与《权力法案》、《西北临时约法》一样，都出自新时代原苏州政法委副书记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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