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凭冯玉祥力保才重获自由，两人颇有交情，有这缘由，韩复渠、石友三等便商量投靠商震，或许还能保有军队。

    他们找到商震说：“我们算你的部队，你给我们粮饷，但是不能解散我们的军队，还是我们自己带。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跟你拼命，我们虽然在南口已经垮了，但总不能饿死啊。”商震回去给阎锡山一说，阎锡山就同意了。

    冯玉祥抵达五原后，电令韩复渠、石友三等到五原开会，这些叛将本不敢去，后经冯玉祥派张允荣、萧楚材到各处解释，加之石友三老父严责其不应忘恩负义，叛离冯总司令，这些人又终究畏服冯玉祥，这才回头听令，陆续赶赴五原。冯玉祥自觉这些人吃足苦头，投敌也多是不得已，便只申斥几句，并没有严厉追究这还属第一次的部队倒戈事件。

    阎锡山得知这些降将要率部离开晋军，当然怒气冲天，这就相当于替冯玉祥白养了一个月的兵，结果连根毛也没捞到。但是，阎锡山派人拦截劝阻，韩复渠、石友三等人当即便翻脸，纷纷道：“投靠晋军本就是为了粮饷，你莫真以为我们就是你的兵了？”阎锡山毕竟不愿与冯玉祥这时再起冲突，只得退让，就此吃个闷亏。

    为做好倒戈部队的工作，迅速占领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战略重镇——包头，同时打通库伦与绥远之间的交通要道，便于接收苏联援助的军需物资，根据共产党员刘伯坚及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的建议，冯玉祥将西北军的总司令部由五原迁到包头，驻扎在西脑包阎家大院。他深感新败之余，各部军纪废弛、军心涣散，便接连召开军政会议，开始大规模整顿及改造部队。

    冯玉祥下令恢复佩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重申买卖公平、借物要还、损坏赔偿，不擅入民宅，不调戏奸污妇女的军规，并亲自带队查街巡视，一旦发现扰民之事，便立即按情节轻重，予以处罚。包头县长备了一桌酒席，想犒劳将领，冯玉祥却令撤席，不准享用，并质问该县长：“你这种行为岂不是巴结长官你是哪来的钱？凭你这样做，就不是爱惜人民。”

    为重振军队士气，他除派政治工作人员到各部队讲解外，每早还要集合各部首长和司令部人员，亲自训话。每次训话必有六问：你我的父母是什么人？兄弟姐妹是什么人？亲戚朋友是什么人？你我入伍以前是什么人？你我退伍以后回到家乡是什么人？我们当兵的应该保护的是什么人？以统一士兵思想，激发其战争意志。

    同时，冯玉祥接受刘伯坚建议，在西北军全面建起了政治工作机构。这些政治机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大都是共产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知识青年。刘伯坚先前曾分别写信给共产党中央、旅莫斯科支部、北方区委，要求尽快输送强有力的干部到西北军来。于是，便先后有数百共产党员到西北军担任要职，其中便有刚从莫斯科回国的二十三岁的邓小平。

    另外，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在张家口办了一所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后由于南口战局变化，该校决定撤往包头。七百多名学员主要依靠徒步行军，走了半个多月，在八月底到达包头，并随后举行了毕业典礼。冯玉祥将部分学员分配进驻包头附近的部队，其余则先到新改组成的军事政治速成学校继续学习，然后再分配到各部。

    这样很短时间，南口溃败后本接近崩溃的西北军便面貌一新，重又军威大震。而冯玉祥一直忧心的装备及军需补给，由于苏联援助源源到来，也得到了改善。

    冯玉祥的西北军特别艰苦，其装备可能算是各路军阀中最差的。由于没有自属兵工厂，与北洋诸系翻脸后，武器装备便只能外购，但西北贫瘠而冯部又扩充太快，致使西北军装备总体一直恶劣。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陷入空前政治军事危机。他在电邀孙中山北上的同时，犯了一个致命错误，电邀赋闲在家的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出山。而段祺瑞执政后，屈从列强压力，背叛前约，不断阻挠孙中山北上，为此冯玉祥只能宣布下野，自释兵权，隐居天台山。当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时，冯玉祥为表心迹，开始时是拒不受命，执意说要解甲归田。

    苏联政府注意到冯玉祥的左转倾向，开始向其伸出援助之手。其驻华代表加拉罕曾多次与国民党中央委员徐谦、李大钊交换意见，让他们劝冯玉祥打消辞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加拉罕派鲍罗廷与冯玉祥会谈，表示苏联可以通过外蒙古到张家口的路线，无偿援助西北军，并派出军事顾问团助其整顿部队。

    为此，斯大林特意派苏联著名军事家叶戈罗夫任驻华使馆武官，实际负责对冯玉祥部队军事行动的策划、协调和配合。冯玉祥见此，自然不再隐居，出天台山接了西北边防督办的任，而此后，苏联军事顾问和军械便开始源源不断支援西北军，力度之大，甚至超过了对南方国民政府的援助。

    孙中山逝世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开始加强对中国事务的干预，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设立了中国委员会。斯大林甚至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孙中山去世和援助冯玉祥西北军的问题。后来，在中国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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