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发生激烈冲突。对此，吴安平根本毫无畏惧，但北中国尤其是东北，可以说是日本的生命线，既要驱逐其势力，又不愿与其死战不休，以致影响到进攻苏联的计划，可想而知，这同样不是轻易就能达成的。

    当然，解决苏联之后，解放军也会对日本动手，但这终究不是同时面对两个国家。日本的实力终究有限，苏联才真正潜力无穷，所以吴安平自然要在苏联的实力还未完全成长起来之前，将其击败乃至肢解。

    吴安平要全力准备这两件事，国民政府分裂、国共合作破裂及南方派系纷争，他根本无暇专注。作为熟知历史的人，如果将这些关系中国之未来的变化完全置之不理，也不是负责任的做法，所以即使不方便大动干戈，但他仍想由冯玉祥出面，凭其自身的巨大威望，和西北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从中巧妙周旋，尽量使这些变化少一些血腥，多一分理性。

    除一些不方便说的，其他吴安平都假托“预测”之名，在冯玉祥、于右任面前说得很明白，但是他是没办法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测”的，虽然看过一些后世的分析资料，但他从没有深入做过了解，所以话虽然说得坚决，但一遇到两人反问，就有些答不上话。

    不过，冯玉祥、于右任都极熟悉政治和政局，只有吴安平起一个头，他们自己就能推论出，那些“预测”的事有多大可能发生。

    尤其是于右任，他既是国民党元老，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还曾亲自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对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内部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虽然觉得吴安平的“预测”未免有些危言耸听，但只要照吴安平所说梳理一下脉络，便不能不悚然而惊，因为这些“预测”之事，发生的可能性竟然极大。

    于右任朝冯玉祥打个眼色，冯玉祥会意，对吴安平道：“吴总司令还是先回吧，回头我再给你答复。我这里还有些事要和于老商议，就不送你了。”吴安平知道两人必然有很多话说，遂告辞道：“既然如此，我就先走一步，恭候佳音。”说罢，朝于右任也点点头，便推开门独自走了。

    吴安平并不担心冯玉祥不答应，因为只有在西北的支持下，他才能重回政局的中心位置。不甘寂寞的冯玉祥，即便一时想不开想不通，在碰过几次壁之后，应该就会清楚这一事实的。他其实为难的是，该如何对共产党施加影响，使其完全摆脱苏联控制，尽快成长为一支独立的中国政治力量。

    毫无疑问，在现在来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后世的中国共产党虽然有着几乎不可复制的辉煌，但正像人有出生及成长的过程一样，在民国大**时期，刚成立不过几年的中共，还正处于它的幼年，也有牙牙学语的过程，也离不开家长的喂养、搀扶以及老师的知识传授。在这一时期，苏共创立的共产国际，就是中共的保姆、家长和老师。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又名世界共产党，它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双项重要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世界**的理想；一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苏联**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苏联**的成果。

    由于共产国际负有双重使命，而其成立、存在和工作，又基本都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之下，因此，共产国际与生俱来就兼具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它既会不惜血本，包括捐出本国的金银财宝，甚至牺牲苏共党人的生命，来推动欧亚各国的**运动；也会因为被援助国共产党不能忠诚履行保卫苏俄的义务，而强行干预该党的内部事务。

    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其实就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自愿听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对此，中共二大专门通过了决议。共产国际对加入者有明确的纪律约束，这包括：凡加入者，党名必须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必须全力拥护苏联；必须遵守第三国际一切决议，第三国际也有强迫加入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等等。

    这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多数都自觉把自己视同国际共产党的党员，习惯站在阶级立场上，来看待国家民族关系。因此，在拥护苏俄或保卫苏联的问题上，共产党员很少会有情感上的困扰。一九二四年中苏两国政府商谈建交，涉及到外蒙古主权问题时，中共方面就曾公开赞同莫斯科的主张。

    之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共会这样行事，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深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按照阶级斗争学说，资本主义条件下全世界无产阶级才是一家，因此，工人无祖国，要不要为民族国家利益而斗争，必须首先弄清楚它是不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为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因此，任何争取和保卫民族利益的斗争，都必须服从和让位于拥护和保卫苏联利益的斗争。

    但是，以这样一种观点和方法行事，在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的中国，难免会引来许多批评和质疑。一九二四年中共在外蒙古问题上的言论文章，就受到了不满中共的国民党人的强烈抨击。而吴安平之所以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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