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将黄金及宝物移入。西峰并不是不好，但这种规划将能促进人们主动向新疆迁移，单靠行政命令不是不行，但多少不太合适。

    夏听白除和吴安平每隔一日就进行一次探宝活动外，其他时间仍是在组织设备及物资采购，以朝八十年前的西北输运。不过，由于前阵在印度南部的额外收入，使得西北的粮食储量陡然倍增，只要罗家明那里的输入量不减，就足以额外支撑数百万人半年的消耗，所以夏听白暂停采购粮食，而是把这部分额度用在了棉花、大豆及作物种子上。

    对机械设备的定制也有些变化，暂时集中到了工业机床及锻压机、液压机、水压机等大型设备，还有水泥、钢铁、电力、石化等重工业设备及机械上。另外就是特定型号的农业机械、机动车辆等的核心配件定制量特别大，这是吴安平特意交待的。北方重工如果全靠自产，短期内难以满足西北所需，所以必须再建设几个组装工厂，这样出货量就能骤增十倍。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就在货币改制刚刚有些眉目，在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之时，一个吴安平很想见却又不愿在这时见的人，突然来到了西峰。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叫李大钊。

    李大钊早已收到刘伯坚、宣侠父、邓晓平的联名电报，但却一直没拿定主意要到西北来。对西北之行，他个人的意愿不说，共产国际方面就争论的很厉害。虽然由于吴安平对斯大林的攻击，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与其和解的建议，但确实有相当多的人提出，应该让李大钊走这一遭，声称只有了解敌人，才能解决敌人。

    持发对意见的人认为中国大**的情势已经很危险，这时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上，而不应该旁生枝节，将力量再分散到西北。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所以在共产国际这两种观点都没占据上风，李大钊自己也正忧心中共当前的处境，虽然刘伯坚三人后来又发了两封电报催促，但他赴西北的意愿始终没有很强烈。

    但李大钊最终决定到西北来，还偏偏是因为局势越来越恶化，国民政府内部暗流汹涌，他想试试能否从西北找到出路。共产国际还是没有统一意愿，但因为李大钊这次很坚持，也只得默认。在李大钊看来，要将大**重新拉回正途，最好的办法就是促成吴安平和苏联和解，并促成西北加入国民政府，然后与中共联合，取得对国民党的优势或重新平衡。

    其实这段时间西北的边界封锁很严，军队大整编和陇东集团大招工正在进行，整个西北也在为明年的建设热火朝天做准备，所以并不愿放松边界，为居心叵测的人混入西北提供便利。当然这也只是暂时，等准备工作完成的差不多，还要从外省引进灾民，对周边势力来说，这是两便的事情。

    得知李大钊经绥远入境，吴安平诧异之余，不免要和蒋百里、左纯庵等人分析其目的。没人相信这位中共创始人，此行只是单纯为应刘伯坚三人的电召。

    此时，李章已到兰州去，余大成、余铁鹏、安柄朝乃至尚纪元、萨都刺等人，春节期间曾回西峰解放军总部述职，但春节刚过就匆忙返回驻地，也不在西峰。不过，这次参与讨论的倒不只是吴安平三人，在西峰学习西北军政的冯玉祥和正准确与余大成、安柄朝交接防区的杨虎城，也被邀请了进来。于右任春节前便离开西北到武汉去了，不然也可能会邀请他。

    对共产党员的软禁早已经解除，但是刘伯坚、宣侠父、邓晓平三人，仍然没离开陇东饭店，一直在那里白吃白住，废寝忘食地研究那些新奇的理论资料。他们并没有吸收其他人加入，而是由宣侠父和刘伯坚出面，对解禁后的二百多党员做了妥善安排，才又专心窝在跨院里，吃着定点送来的丰盛伙食，喝着提神的浓咖啡，然后日以继夜地学习和讨论。

    吴安平在招待上没有吝啬，在陇东饭店的账上留足了钱，吩咐曲振山一定要精心安排。各种供应即便不是最好的，曲振山也决不敢不当回事，饮食更是变着花样来，各种菜系的招牌菜轮番来做，营养搭配的很好。但这样丰盛的饮食，似乎也不养人，刘伯坚三人非但没有变胖，反而更消瘦了下来，眼睛时常血丝密布，又顾不上理发刮胡子，乍一看竟憔悴得吓人。

    中间吴安平倒是来过一回，聊了半个小时就又走了。倒不是不愿多待，而是这三人因是他提供的研究材料，在不知是该谢他还是怨他的同时，也免不了要和他讨论遇到的疑难，可惜的是，吴安平最多是知其然，也没时间去研究其所以然，期间断然下过几次结论，随即遭到三人轮番诘问，他水平有限应付不过来，不得不匆忙离开。

    参与讨论的五人中，冯玉祥与李大钊熟识，但正因为熟识，他反而无法判断李大钊此来，到底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某种使命。不过，有一点五个人倒是有共识，李大钊此次西来，绝对与当前国共之间愈趋紧张的情势有关，仔细梳理这一背景，或许就不难猜出其来意。

    一九二七年确实是一个关键的年份，按公历说现在刚过去三个多月，民国南北局势就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波澜诡谲，变化之剧烈，就连身在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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