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位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这里是中国近代开埠最早的地区，即使是在清朝海禁令最严厉的时代，广东地区的海外贸易仍然在断断续续的进行，广州的“十三行”就是那个时代崛起的特权商人团体，不过随着国‘门’的‘洞’开，广州的“十三行”最终消失在中外通商贸易的大‘潮’中，越来越的商人投身于这场商业大‘潮’，在开拓国人眼界的同时，也将广东变得更加富庶，在中国各个省份之中，广东省的经济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戊申**”的动‘荡’时期，无论是外部势力还是内部势力，大多都希望避免将广东直接卷入这场**的‘乱’局之中，表现在政治上，那就是广东在**期间所采取的“局外中立”立场，而原满清两广总督张人骏之所以能够担任广东军政fǔ都督，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广东的缙绅和商人们宁愿让一个伪装起来的君主立宪派当权，也不愿意将权力‘交’给那帮喊打喊杀的**党人。

    让缙绅和商人们感到满意的是，这位张都督上任以来。总算是基本上维持住了广东的平静局面，虽然土匪猖獗了一些，苛捐杂税也多了一些，可是好歹众人的身家‘性’命是不必忧虑的，只要张都督在任一日，那么，这广东的缙绅和商人们就能继续维持他们高高在上的生活，而不必像湖北、四川等省的缙绅和商人们那样去学习什么“新文化”，更不用担心因为与税吏勾结偷漏田赋而被军政fǔ扣上顶“劣绅”的帽子遭到镇压。

    这天还是缙绅的天，地还是缙绅的地，这军政fǔ就是缙绅的军政fǔ，无论如何，这**的果实不能落到旁人嘴里去！

    所以，当王占元、阎锡山组织的那个“撤消各省都督并实现军民分治请愿团”拍发通电，向中枢提出撤消各省都督、改以督军领军，实现军民分治的请求之后，在诸多省份之中犹以广东省的态度最为游移。

    一方面，广东缙绅巴不得尽快实现军民分治，这样一来，缙绅所控制的省议院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废除苛捐杂税，以确保缙绅们的最大利益，掌握广东财政大权，但是另一方面，广东的缙绅们也听说过如今这位赵大总统的那个“四有主义”，其中的那条“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让缙绅们很是忧虑，在他们看来，这个主张与当年同盟会的那句“平均地权”似乎没什么区别。都是忽悠佃户的口号，对于缙绅们没有什么好处，虽然在联合阵线成立之后，就没怎么再听到过那个“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可是只要赵北还在做民国的大总统，那么，缙绅们这悬着的心就不会放下来。

    更何况，听说赵大总统还在乡村遍设“锄社”，而这个团体对于缙绅们似乎不太友好，让人不得不担心今后中枢政fǔ会在土地问题上采取什么‘激’进措施。

    所以，广东的缙绅和商人们又不太希望马上就解除张人骏的都督职务，他们想再观望观望，看看其它省份在“军民分治”的问题上会采取什么行动，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各省立宪派能够联起手来的话，或许可以制衡一下那位越来越难以控制的赵大总统。

    也正是这个原因，今天在广东都督府里，广东都督张人骏主持起了一场宴会，用来招待几名贵客，这几人分别来自安徽、江苏、云南、广西。都是各省都督和议院派过来的联络员，众人相聚一堂，主要就是为了商议这个“军民分治”的事情。

    “军民分治”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这一点没人有异议，主要的分歧在于，军民分治之后，各省的财政大权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现在中枢在这件事上模棱两可，如果中枢不给个明白话，众人心里也是惴惴，都不肯将嘴里的‘肥’‘肉’再分给别人。

    清末以来，地方实力派尾大不掉之势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这种地方坐大的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地方掌握了财政大权，而这个趋势实际上是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开始的，当年满清朝廷饮鸩止渴，利用地方武力消灭了太平天国，维持住了摇摇‘玉’坠的统治，而作为‘交’换，清廷也默许地方从捐税收入中分润，而后的每一次内外战争，这个分润的比例中地方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到了最后，中枢竟已变成了叫‘花’子角‘色’，能不能维持政fǔ日常开支，全看地方督抚的良心。

    1900年，“庚子拳‘乱’”之后，地方督抚的良心都叫洋人给吃了，‘逼’得清廷不得不大举外债，这才勉强维持住朝廷中枢的运转。而清廷之所以要举办新政，就是为了开源节流，而且，新政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将财政大权从地方督抚手里收回中枢，国家税与地方税的概念也就此出现在这个东方国家。

    但是没等满清王朝完成这个财政改革的壮举，这栋嘎吱作响的破房子就轰然倒塌了，在随后的**‘乱’局之中，地方实力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并有向藩镇发展的趋势，如果控制不好，就是又一个“五代十国”，而这，正是中枢政fǔ极力想避免的局面。

    而作为地方，当然希望自己的负担越小越好，所谓的“小国寡民”正是理想状态，当这种地方的理想与中枢的理想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场新的政治搏弈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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