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世凯忙前忙后的为北洋军筹集军费的时候，赵北的事情忙碌。

    政府财政的活力与社会经济的活力成正比。

    现在南北停战，商贸逐渐恢复，共和军政府又盯种工商业，每日跑到军政府办公区申请营业执照和纳税凭证的商人不少，由于军政府裁撤了“坐厘”，又将“行厘”改为营业税，商人的纳税负担明显减轻了许多，兴办实业的心情就迫切起来。

    虽然清廷的苛捐杂税多被废除，但军政府并非不收税，对于胆敢偷税的奸商也严惩不贷，轻则罚款，重则抄家，毫不含糊，于是商人们也规矩了许多，甚至都不敢贿赂税务官，否则，也可能被抄家，至于税务官，完全屏弃了以前的那些“厘头”、“捐霸”，这清廉程度也不是前清时候可以比的。

    至于前清厘捐局里的那些厘头、捐霸，则已成为军政府重点打击对象，从他们那里夺回的“民脂民膏”极大的缓解了军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也使整个吏治为之一新。

    革命之后，整个气象涣然一新，这都要感谢那位总司令。

    现在，总司令正在汉阳城的军政府办公区审议全省清理财政报告。

    虽然现在的省垣仍是武昌城，但军政府的实检公地点却是在汉阳城里，武昌城里只有一个省议院，其它的政府部门都在汉阳，而且按照总司令的命令，这些部门的办公地点都集中在一处，这是赵北从后世学来的经验，如此安排，不仅可以就近监督，而且也方便国民办事，不必为了办一件事而跑来跑去，政府部门也无法推委扯皮，办公效率大大提高。

    军政府办公区就位于府台衙门前的街边，原是一些官吏经营的店铺，被共和军接管，现在改成了办公场所。

    军政府下辖“军政部”和“民政部”两大部，均设一个总长和两个次长。军政部下分设参谋处、后勤处、军法处等部门，赵北任军政总长，两个次长一个是蓝天蔚，另一个是还在岳州的吴振汉，民政部分得更细，内政处、外交处、教育处、财政处、司法处、工商处等等，民政总长也由赵北兼任，两个次长一个是黎元洪，另一个是汤化龙，不过汤化龙已经动身去上海参加南北和平会议去了，现在的次长一职实际上由政宣委干事长张激扬署理。至于各处处长，全是赵北任命，基本上是量才施用，而不论其背景如何，因此，同盟会、光复会、立宪派都分了一杯羹，倒也没有什么怨言，只有财政处处长由赵北兼任，亲自掌管最重要的财权。

    湖北全省光复之后。各地政权落入民军民党手中。这些人大多奉共和军政府为谋主。声称服从军政府调遣。但实际上多是各自为政∪其是军权和财权不愿意交出≡于这种情况。赵北没有给他们任何喘息之机。一声令下。共和军和革命卫队分兵四出。以激烈地手段迅速接管了地方政权。抗拒地“民军首领”不是被杀就是逃跑。事地人见事不妙。只好乖乖地交出军权和财权。全省军政总算是完成了统一。只有偏远府县尚无暇顾及。

    政令统一之后。财政清理小组纷纷派了下去。迅速整理当地地财政。并将结果一一汇总上来∩财政处进行统计。这件事纷繁复杂。前后用了差不多一个多月。才算基本上有了个眉目。

    经过统计≈在湖北全省可以供军政府动用地官款大约为二千万两库平银。折合成银圆就是近三千万圆。如果把那些准备出售给私人地官办民用企业也算上去地话。军政府能够掌握地现金将更多。再加上从江西一路杀到湖北时捞到地那些“浮财”。数目相当可观。

    这些现金看上去很充裕。但仔细一算。仍有些捉襟见肘。因为这些钱并非全是财政赢余≈在虽然没有大地战事。但各地仍有小股顽固势力武装反抗军政府▲且兵乱方息。各地土匪蜂起。进剿土匪需要银子〔置流民需要银子。发放军饷、官饷也需要银子▲工厂购买原料需要银子。马上就开春∝须抢在春汛之前加固堤坝。这也需要银子▲且还要继续对湖南和河南地革命武装提供支援。这也需要军政府地银子……这里消耗一点。那里消耗一点。这几千万圆也仅仅只能勉强维持。要想稳固湖北根据地。不仅要节流。更要开源。如果不是借不到洋债地话。赵北可能已经去和外国银行谈判了。

    清廷新政以来。已出现了“国家税”和“地方税”地概念。这本是军政府最可靠地收入来源。但问题在于。这其中地“国家税”一项有很大一部分权力掌握在外国手中。就拿盐税和海关税来说。这两个税种就承担着“庚子赔款”地担义务。每年征去地税金扣除应该交给各国地部分之后。事地才归清廷支配。这个就叫做“盐余”、“关余”。

    革命军兴之后。列强实际上已经截留了全部关余。沿海盐场征收上来地盐余也被

    只有四川的井盐鞭长莫及，不过那个财源现在掌握在派手里，革命军政府暂时也得不到。

    为了开源截流，湖北军政府可谓搅尽脑汁，考虑到百姓地承受能力，增加税率的办法是行不通地，只能另想办法。

    发行债券的办法赵北不是没有想过，但问题在于没有合适地经手人，外国银行不肯帮忙，私人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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