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地利益矛盾。

    谁都知道。市民阶层是靠领工资过活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农业丰收还是歉收。他们地工资都是固定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希望市面上地农作物产品价格越低越好。只有那样。他们才能在“吃”这一项上投入更少地消费。

    反过来。再从农业从业者地身上来看。他们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地消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固定地。因此。他们自然希望农作物产品地价格越高越好。因为只有那样。他们才能获得更高地收益。

    面对这样两个无法调和地矛盾。作为远东地最高决策者。郭守云应该作出何种选择？显然。如果是出于长远利益地考虑。他就必须保证远东农业有一个较为广阔地发展空间。可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牺牲远东市民阶层地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化远东社会地内部矛盾。最重要地是。在做出类似这种决策地时候。他还必须首先牺牲掉郭氏集团地部分利益。要知道。在过去相当长地一段时间里。郭氏集团在公然走私农副产品地生意上获利颇大。没有了它。郭氏将会失去一条财源。

    在这个矛盾地利益问题上。郭守云犹豫了两天。他曾经希望能够想出一条两全之策。以便在保住农业发展地同时。维护好市民阶层地利益。但智库小组最终明确地告诉他。这种矛盾地问题根本无法解决。“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地。

    年末远东各州政府工作会议持续召开了五天，最终，郭守云拍板定案，自明年收获季节前三个月开始，郭氏进出口贸易公司将彻底放弃对农副产品的走私运作，同时，由远商行出面，调控远东全境的农副产品价格。再者，为了防止远东农作物价格上调在联邦内部形成“水吸效应”，郭守云还要求各部门拿出具体的严格措施，杜绝远东以外的联邦地区向境内走运此类商品。

    郭守云内心的矛盾似乎也随着远东农业阶层与市民阶层之间矛盾的披，而愈显尖锐了，他就是这样一步步察觉到，远东地区经济的独立发展，对该地区的独立倾向催生起着多么关键的作用。

    他认为，经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仅仅是上层建筑组构的基础，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维系生存的最必要保障：地区性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将有可能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国家分裂倾向；民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就是贫富分化的程度过大，将会导致社会的割裂，动乱的滋生；而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那就意味着国际局势的动荡，甚至是战争的威胁。

    经济就是利益，利益就是“原罪”，郭守云作为一个“原罪”中最先获益的人物，他感觉自己到了“反哺”的时候了，或者说，那些最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到了真正带动后富的时候了。可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远东的地面上，有多少先富起来的人，愿意舍弃谋夺更大利益、攒取更多资源的机会，掉过头来去理会那些曾经与他们一样的“穷人”呢？

    “不真正走到这个位置上，也许一个普通人永远都无法理解斯大林消灭富农阶层那一决策的无奈性，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拥有财富数量是与其拥有的良知成反比的，没有决绝的专制性措施，远东只能走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割裂之路。于是，在九二年将逝、九三即来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寻找到了新年份的主要工作方向。”在新年到来的最后一个夜晚，郭守云在他的笔记上记下了这么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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