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开始新工作的同时，妻子爱梅在相亲俱乐部也干得非常起劲。

    相亲俱乐部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歌舞伎町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店铺。我也是在爱梅在内打工之后才完全明白了它的种种规则。男客人进去后，要先在前台付最初三十分钟时间的一千五百日元的门票费用，并可以得到一杯饮料。女客人不仅门票免费，最不可思议的是，她们在店里所有的消费都是免费，比如她们可以随意点些饮料和比萨饼、意大利通心面之类的食物。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想也不会有吃饭不要钱的地方。所以这一点一度令我很是惊奇，我怀疑老板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在店内，男客人的座位和女客人的座位是分开的，并呈面对面形式的排列，每张桌子上都有号码牌，乍看上去真有点像举行谈判的会议室。这就更让我不解了，男人们到这里来到底做什么呢？难道仅仅只是在这里与女人们对饮谈天而已？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他们去斯那库酒店岂不是更好？至少那里可以和女人们坐在一起，不用摆出这副假惺惺的君子做派。

    原来，在男客人的桌子上，都放着一个便笺簿和一枝笔。当他看中哪位女性时，就会将桌上的号码写在纸条上，并写上一些诸如“想请你一起喝一杯，可不可以给个面子”之类的话，经由店员转交到对方的手里。如果这位女性也中意对方，同意他的请求的话，他们就可以移到早已准备好的另外一边的双人包厢，但这时男方必须向店里交纳包厢费——一万日元。进了包厢后，男人尽可以去努力讨得对方的欢心。如果两情相悦，这之后两个人再去什么地方，店里就管不着了。但是，女方有自我的选择自由。如果话不投机，她就可以随时退回女性座位，等待新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相亲俱乐部的真实内幕，并不是像字面上写的只是提供男女相识的场所。我弄清楚之后，着实不大情愿自己的妻子去做这样的工作。不过，爱梅给我的解释让我又多少有些放心。

    她告诉我，要想赚钱，店里往往会在规矩上做些手脚。最常见的是他们会雇一些女性充当“诱饵”。这些“诱饵”在接到男客人递过来的条子时，当然从不会拒绝，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对方是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的问题。随后她移到包厢去时，男客人付的那一万日元，店里和充当“诱饵”的这个女性对半平分。

    店里偶尔当然也会来个把无聊女客人，但基本上，所谓的“女客人”都是店里雇的“诱饵”。尽管爱梅是个连日语都讲不了多少句的外国人，但由于相貌不错，她却是接到纸条最多的“红人儿”之一。只要她拒绝跟男客人出场，她就可以不断往返于女性座席和包厢之间，一次往返，就能到手五千日元。最多的时候，她一个晚上被十个男人指名坐到包厢去，一晚上就挣了五万日元。平均下来，每天至少也能挣到两三万日元，远远在我之上。当时我的月收入，包括“引路”得到的小费在内，不过只有二十至三十万日元。

    不过，从在相亲俱乐部打工开始，爱梅去学校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到了1988年10月中旬，她没有和我商量，自作主张彻底放弃了学业，天天都忙着在俱乐部里陪客人聊天。1989年初的时候，我正忙于开拓“拉客”的市场，对她的工作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我们都在辛苦打工，为了我们的未来打拼，我不相信她还能相信谁呢？可是，她对我的态度却越来越冷淡。有时候，我努力试着让她开心，不断重温我们在国内时的快乐回忆，毕竟，和爱梅在一起是我的第二次婚姻，我确实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但是，人在异国，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由我们自己百分之百地掌控得了。

    爱梅的冷漠渐渐演变成了我们之间的争吵。

    “昨天你是不是没回店里？”

    “回去啦！和客人一起吃完饭就回去了！你先回家了，当然不知道！”

    “撒谎！我已经问过店里的人了！你不是店里的‘诱饵’吗？为什么要和客人去吃饭？”

    “那客人有钱。陪他吃次饭就给我一两万，你不是也知道吗？不是说好了两个人一起拼命挣钱，换个大点的房子住吗？吃个饭你都要管。”

    “胡扯！你最近的态度怎么想怎么不对。和客人出去的次数太多了点吧！我看你是被钱冲昏了头了。”我发火了。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醋味。我想，我是深深地爱着她的，所以即使只是看到她跟别的男人单独在一起吃顿饭，我也难以容忍。我每天在街上目送她和客人走出俱乐部，心里都要妒忌得发狂。说是去吃饭，没准是去情人旅馆吧！我的疑心越来越重，以至于我得空的时候就跟踪她。那次我一直跟着她和她的男客人走进一家台湾小吃店，站在橱窗外看着他们落座。妻子一侧头就看见了我，神色间闪过一丝不快，然后把头扭过去不再转过来。我心里酸溜溜地转身离开了。

    “你给我收敛着点！有本事多挣点钱回来。还导游呢！别笑掉我大牙！”她冷冷地看着我，漂亮的脸上充满了恶毒的嘲讽。

    我沉默了。

    是的，挣钱没有妻子多，一直是我感到抬不起头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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