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真武的交往可以说不断地在发展。

    歌舞伎町中的各色人等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后台”，但实际上他与我的关系已经相当于“朋友”了，他好像也为交了我这样一个朋友而显得很高兴。我不时被他叫去参加一些他的同伴之间的聚会，每次他都会把我这样介绍给大家：“这位是从香港来的李先生，是我的兄弟，请大家多多关照！”

    偶尔，他还会叫我去一些与他工作有关的正式场合，开始我还很紧张，可他交代我：“你什么也别说，只在我旁边坐着就行了。”然后，他会这样给对方介绍：“这位可是香港黑道上的……”不管平时表现得怎样温和，黑道上的人毕竟还是黑道上的人，所以我常常被他当做吓唬对方的工具。不过，这就好比是一种交换，因为原本他做我的后盾也是没有索求报酬的，我们彼此便形成了这种默契。

    于是，我们之间的友谊日渐加深。但说到底，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真武没有向我要“保护费”。如果是最初我还挣不到钱的时候还能理解，但后来当我挣的钱越来越多时，他依旧没有开过口。何况，我的收入有多少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后来我才得知，真武欠了几百万日元的债。

    不过，真正的黑社会成员是酷爱脸面的，不管多么缺钱，他们外表上也要做得让人看不出任何破绽。面子和自尊心高于一切，这一点和中国人的性格比较相近，真武就是属于这种人。这可能是一种武士道精神的延续吧。

    所以，想来想去，真武从未向我要过一分钱，只能说，他应该是挺喜欢我的，他一定是把我当成了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朋友来对待，而我也同样。最后一次见到真武是我正为离婚困扰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大概是在1990年9月前后吧。

    一天晚上，我正站在大街上“当班”，真武像往常那样，身穿白底黑条的西装，昂首阔步地来到我的身旁，用中国话和我打招呼。

    “你好！小李！”

    “好！托你的福！真武。你的中国话说得不错嘛！不过，在你最喜欢的香港，说的可是广东话哦。”

    “是这样啊！那，广东话的‘你好’该怎么说？”

    “雷——侯——！”我告诉了他广东话的发音。

    于是他一脸满足，一路“雷侯！雷侯——雷侯……”地高声练着发音，淹没在歌舞伎町嘈杂的人流当中。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真武。他突然从歌舞伎町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状况如何。

    他喜欢成龙、洪金宝的功夫片，在日本就可以得到满足。可是，我答应他去香港时为他导游和去大富豪的事，就永远成了泡影。回想到他为我撑了两年腰，还从为付过他钱，实在有对不住他的感觉……

    1991年上半年，也就是在真武消失不到半年的时间，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成员铃木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

    真武消失后，歌舞伎町的人们开始还在猜测他的去向，后来，也许是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他的威慑力也随之消散，而我也再次成为那些日本皮条客的排挤目标。但是，这一次这帮家伙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出招，对我当街发动群殴，而是找来他们的“后台”来威胁我。

    “喂！中国小子，是谁允许你在这儿拉客的？”

    铃木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开始就采用了盛气凌人的口气，想用他的气势来镇住我。他的个子很高，体格健壮，面孔长得像漫画上的标准的坏蛋，他身后不远处是那些用他来吓唬我的日本皮条客，他们一个个在那里窃窃私笑。这些家伙可能盼着我跪倒在这个黑社会壮汉的面前乞怜，然后任他们摆布。

    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没有什么经验、不知所措的中国人了。我以不变应万变，一直静静地等他发完威风。几年的“斗争经验”使我清楚地知道，他来找我的唯一目的就是钱，这是明摆着的事。

    我没有用什么强硬的方法和他抗衡，而是略施了点小计，便收了他的威风：

    “铃木先生！干脆这样吧！你看我们找个咖啡店谈谈怎么样？”我提议。

    话一出口，铃木感到很意外，可能没有想到我这个外国人这么“入道”，刚才的威风一下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稍微顿了一下，马上咧嘴笑着点点头。

    在“上高地”咖啡店里，我和他“推心置腹”，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勤劳但运气不佳的外来单干户。我苦苦抱怨目前生意的不景气，做出一副垂头丧气的倒霉模样。我央求了半天，磨了近三个小时，最后以每个月只交一万日元了事。从此，铃木就变成了我的“后台”。

    其实，在他来找我之前，真武的不辞而别使我不仅感到友情上的失落，更重要的是，我的拉客工作将面临很严重的威胁。我本来就在考虑应该找一个正式的“后台”来撑腰，但前提是我不会自己主动上门去求的，只等对方自动上门来。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来歌舞伎町消费的华人越来越多，因而我的地位也将变得越来越特别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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