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的某一天。

    这天下午两点开始，久美子要请她的几个日本朋友到家里吃湖南菜。对于湖南，她们并不太了解，但说起那里是毛泽东的故乡，她们就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平常我都是在近中午的时候才起床，不过，今天算是起早了，早上九点，我就起来冲了个澡，简单收拾了一下，开始买菜、切菜，准备下午请客。久美子则在一旁逗着儿子玩。儿子已经四岁了，日语跟英语都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单词，我觉得他的乐感也很强，有时候还能随着音乐手舞足蹈，看着他的成长，我总是乐在心头。

    十一点，我急急忙忙换好西装，跳上刚买的新车，开往西新宿的一家西餐厅。我和名高约好在那里见面。十一点半，我到了餐厅，一边吃汉堡套餐，一边和名高交换对近来歌舞伎町形势的看法。我和名高保持每周见一次面，有时一起吃午饭，有时晚上一起去喝酒，席间谈些新宿的时事，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下午一点，我回到家，又迅速换下衣服，把早上准备好的凉菜一气做好，由妻子摆到桌子上。两点开始，她的朋友陆陆续续地来齐了。

    我为她们沏泡好乌龙茶，满面笑容地做着即将上桌的热菜。电视里放着全家到中国旅游时拍的录像，我还不时为他们客串解说，恭维妻子，说些笑话让大家高兴。后来，她们也把话题转移到我儿子身上，说我的儿子长得又秀气又聪明，将来一定是一个帅小伙。她们都问我有没有为孩子设想未来，我和久美子对视了一眼，久美子摸着儿子的脑袋，说：“我的丈夫希望孩子以后成为一个芭蕾舞明星，不过，我觉得他要是能成为像木村拓哉那样的影视歌三栖明星会更好一些。不过，我们两个人的想法都是让孩子成为演艺明星，但是，最终还是取决于孩子自己的潜质适合做什么。”女人们听说我们要把孩子培养成为明星，纷纷恭维起我们和孩子来，还围着孩子照相，说是将来要是成了明星，这相片就是最好的纪念了。

    下午四点，我向还在聊家常的久美子和她的朋友们说了声“抱歉”，摸摸儿子的头，吻了一下他的脸，然后快速换上便装，背上摄影包，以七十公里的时速开车赶往青山大街的会场。

    五点，时装展览会开始。我一个劲地抢着拍照。三十分钟后，展览会结束。我和相识的摄影记者、时装评论家们聊着天，谈论着时装界里的新鲜事儿。

    正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托尼。

    “李哥！快来！出事了。”他的声音很急切。

    “出了什么事？这么慌张？”我镇定地问道。

    “你马上赶回歌舞伎町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韩国皮条客开始站到我们的地盘上来了。”

    我感到一阵紧张，赶快满脸堆笑地和此间的同行们告别，然后飞快地奔向停车场，跳上车，一踩油门，车子飕地飞奔向目的地——歌舞伎町。

    中央大街的路口上，托尼带了几名同伴正与七八个韩国人对峙着。

    我站到了他们的中间。

    “谁是你们的头？”

    韩国皮条客都一致拼命做出吓人的表情，一齐瞪着我。一个看上去像是他们的“头儿”的彪形大汉迈出一步，用日语说到：

    “从今天开始，我们也要站到这条街上！”

    我的背后是随时都打算扑上去的托尼他们。这时候，谁也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退缩，否则就等于提前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所以，我们的敌人也做出一副临战的姿态。

    “中央大街和第一番大街是我们的地盘。你们韩国人的地盘不是在樱花大街吗？”

    听到我这话，那个彪形大汉将一张大脸皱在一起。

    “没那事！从今天开始，我们也要站在这里！”

    他说着，还发出一阵怪笑。

    正在这时，从靖国大街上走过来一个黑社会打扮的男人。看到这个男人，那帮韩国人集体点头哈腰起来。我一下子想起了以前名高告诉我的情报。看来，眼前这个人一定就是朴了。只见他一脸横肉，额头和脸颊上有多处伤疤，脸上的油脂厚厚的，泛出亮光。朴径直走到我面前，用流畅的中国话开了口：

    “我是住吉组的朴。他们由我在管理。现在不是生意不好吗？只靠樱花大街和区役所大街，他们吃不饱肚子。他们又不是要抢你们的地盘。李君！就把你的地盘匀给他们一点吧！”

    说完，他回头对那群韩国人用韩语又说了些什么。

    我听说过，朴是出生在韩国的华人，但没想到他能如此流利地说汉语、韩语和日语，怪不得他虽然只是住吉组下面的一个小组员，但却统管着所有的外国人。

    朴接着又问我：

    “李君的后台是哪个组的？”

    我没有说铃木的名字，只告诉他是山口组。

    他听后态度更强硬了。山口组号称是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甚至据说是在亚洲都首屈一指，但在日本，山口组的总部在大阪、神户、京都等关西地区，势力也以在那边最强，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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