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开始，给中国居民的旅游签证终于以许多附带的苛刻条件为前提部分开放了。虽然只有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居民可以办理团体的旅游签证，在这之前，中国大陆公民来日本只能以留学、结婚、考察、进修以及国家派遣等方式，旅游签证是不可能的。这个变化尽管只能算是迈了一小步，而且带有日本式的遮遮掩掩的含糊态度和对中国人的轻视与偏见，但毕竟大门开始打开了。这主要是日本旅游业界对政界施加压力的结果，事实上，对于中国游客一掷千金式的高消费，他们早就有所耳闻。

    在某电视台制作的专题节目里，一位接受采访的日本著名电器街秋叶原的商店老板说，当他看到三个来自中国黑龙江的客人轻松地买下价值一千万日元的大小电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即使是很有钱的日本人，也不会这么花钱的。”

    我曾经介绍过国内来的官员去看脱衣舞。刚开始这么做的时候，我也有些犹豫，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助纣为虐，成了腐败分子的帮凶。但是在现实面前我不得不让步。因为，即使我不为这些人提供服务，也有别人会那么做的。这将对我的生意构成很大的不利影响。不过，我真的希望国家能减少干部的出国旅游。他们的不良行为影响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

    歌舞伎町经年累月发生的一连串外国人犯罪事件由于日本媒体的大肆炒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来就是右翼反华分子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便趁势发表了强硬的讲话，称一定要严厉打击新宿等繁华地区的外国人犯罪，尤其是中国人犯罪。石原此后又发表“支那人都是违法者”的谬论。他的言论遭到了包括日本舆论在内的多方批评。在外国人犯罪中，中国人犯罪确实占据了一定比例，但不能把在日本的中国人和犯罪分子画上等号。

    不过，警方和入境管理局随后加强了对新宿地区的搜查，有一段时间，不断有大规模的行动，弄得歌舞伎町的外国人人心惶惶的。

    有天晚上，我听见警笛大作，循声跑过去，看到三辆大卡车上载满了百余名被逮捕的从事色情业的女子，正准备驶离现场。托尼走过来，和我说了两个中国酒店的名字：“小姐全被带走了。”次日，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报道了这次搜捕行动，据称在被逮捕的一百多名女性中，中国国籍的为八十五名。这些女孩子为了赚钱，不惜沦落风尘，但走这条路所经历了的辛酸和坎坷是她们当初没有料到的。

    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中国人开始撤离歌舞伎町，一些店主纷纷准备出手转让。我看到好几家一度热闹的按摩店都关掉了霓虹灯箱，在上面贴上了“急速转让”的告示。那段时间，我和托尼偶然去一家中餐馆吃夜宵，却发现汤的味道完全变了，一问老板才知道，原来店里的厨师是个黑户口，他黑了七年都没事，却在前几天上班途中被两名便衣警察拦住，盘问之下露了馅，当场就被带走了。老板一脸愁容地说：“这下子我可倒了霉。到哪里马上找个大厨来顶替他呀？这不，我叫原来做助手的二厨上去顶一顶，做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啊。没办法。老客人一吃就吃出来了，肯定有人不会再来了。”

    由于我主要是介绍外国客人到有日本特色的店里去，因此生意受到的冲击并不是很大。但金东那边则不然，他们主要依靠中国人色情店的支撑，现在开始面对困难了。而我，又要打起精神，以防他在市道萧条的情况下打我的坏主意。

    警方对新宿抓得紧了，但东京及周边的其他地区就相对放松一些，这样，这些地区就成为新的中国人聚集区。特别是和新宿只有不到十分钟电车路程的池袋，居然成了新的“唐人街”。出了池袋北口，五千平方米的地域内，集中了七八家中国物品店，而色情按摩店、斯纳库等也随即增多起来。托尼去过两次池袋之后，回来找我说要不要招几个人到池袋那边发展，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并没有特别的必要。我们的主要对象就是来日本观光、旅游、考察的外国人，而歌舞伎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能做好这个市场已经足够。池袋的客人主要都是在日华人，说实话，大家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我拉他们去色情店消费，好像总不那么忍心。而且池袋很快也变得紧张起来，后来听说警察在池袋北口设立了巡逻岗哨，一些黑户口被撞上，还有些拉客的小姐碰上了便衣。结果都是一样：遣送回国。

    2001年，日本的经济萧条仍在持续，在电视上政客们天天在喊着要拿出对策，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我随便翻看日本的周刊杂志，发现了一个说法：越是经济低迷的时期，色情业的繁荣程度不降反升。据说理由是那些上班族感到了更大的压力，不得不寻求色情服务来缓解。我不知这种理论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但新宿确实又开了几家新的色情业信息中心，甚至还可以上网检索。许多色情店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网站，在上面可以看到收费规则和服务者的照片，色情业也因此进入了IT时代。但是东京周边地区的色情业主要分布还是没有大的改变，那些“名所”依然是“名所”。比如色情澡堂集中的吉原、内容五花八门的歌舞伎町、消费水准最高的银座和赤坂……其他的几个主要地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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