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在日本的处女地。”望着她一脸兴奋的样子，我搂着她的丰满身躯的手禁不住地颤抖。我解开她的衣服，用长久以来的积蓄连番作战，她欢快地叫着，我想，可能声音有点大。以至于第二天，房东过来告诉我们，以后要安静一些，否则他要加收租金。

    爱梅是我的第二任妻子，虽然我当时还没到三十岁。1982年，我年纪轻轻就第一次结婚，不过很快就发现自己和妻子都没有做好组成家庭生活的准备。于是，我背叛了妻子，同时也被妻子背叛，接着是越来越激烈争吵……1986年，我们离了婚。我的生命似乎是每时每刻离不开女人的，离婚之后，我很快又再婚，新的妻子就是爱梅。那时我也以为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的婚礼，没想到，到2002年为止，我一共结了四次婚。这些都是后话。

    爱梅开始和我一起上学了。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是，我和妻子就读的那所日语学校是一所正规的学校。日本教师都非常温和耐心，文化素质也比较高。除了在课堂上的学习，他们还常常为我们在异国生活中碰到的难题出谋划策。可当时我已经二十八岁，绝大部分同学的年龄都比我小得多。随着功课的加深，我的学习渐渐显得很吃力，毕竟记忆力和精力都赶不上年轻人。虽然也一样地面对黑板，成绩就是那么平庸。但我和爱梅在最初的几个月当中，还是坚持每天到学校上学，当时我们的出勤率是学校里比较突出的。

    在课余时间里，我们拼命地打工赚钱。在深圳的时候，爱梅和我住的是一栋花园洋房，我们的生活是比较优越的，跟初到日本的日子相比，可以说深圳的生活是在天堂里。但是，到了日本，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只能靠打工过活，仿佛一瞬间又落入了地狱。爱梅难免有些抱怨，不时数落我两句：“放着花园洋房不住，偏偏到这个岛国熬穷日子，就为了学你的服装设计。唉，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不过，爱梅并没有为此而冷落了我。当时我们都要打工，她给一家中国餐厅洗盘子，而我则继续在情人旅馆和饭馆间奔走。我打工的时间是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中间会在饭馆那里得到一份免费午餐。爱梅没来之前，我常常是在早上饿着干活，那滋味是很难受的。但是，爱梅来了以后，她天天都会在家做了早餐便当，然后风尘仆仆地给我送来，吃着她做的饭菜，望着她渐行渐远的俏丽身影，那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公布了招收十万留学生规模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放开了鼓励个人赴海外留学的政策。我和爱梅，都是这批中国留学潮的成员。

    在有利形势的推动下，日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建立起来，形成了新兴的热门产业。可是，这里面也有相当多的学校徒有虚名，他们的真正目的仅仅只是为了骗钱，捞到外国留学生的学费，连最基本的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不具备。另一方面，以我们这些语言学校的学生为赚钱对象的机构和个人也纷纷涌现，在中国，这类机构或个人主要就是操办留学中介。80年代后期，日本正值泡沫经济时代，社会消费能力异常强劲，各行各业都一派繁荣，对劳动力也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一些做着发财梦的中国人的眼里，日本简直就是可以大淘一笔的“黄金之国”。于是，为那些渴望来日本的中国人开办的中介机构和中间人泛滥成灾，专搞运送偷渡客的“蛇头”也大发横财。

    面对金钱的诱惑，人性的抵御力因人而异。一些本来抱着求学目的来到日本的正规的留学生当中，也有人逐渐染上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开始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还远落后于日本，现实中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始终压得中国留学生喘不过气来。按照日本法律规定，留学生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打工，但涉及色情、赌博等行业是被禁止的，然而，实际上谁都知道，还是有一大批学生半明半暗地在那些地方打工。而一旦走上了那条路，再想回头或刹车就不那么容易，相反，他们只会越陷越深。在我的班级里，有的女生一下子穿起了高级时装，还化了妆来上课，谁都明白她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我最高的工资是搬家的每小时约一千二百日元，但那些女孩子只要陪客人聊天打情骂俏，可以很轻易地拿到每小时三千日元。还有一些胆子更大的，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扒金库赌博机上做手脚，居然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挣到几千万日元，这样的巨款的诱惑，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抵挡得了的。

    有天晚上，我正好休息，范勇和陈海波说因为我妻子刚来，要为她接风。我本不愿让别人破费，但当时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已经相当好，他们的盛情难却，就和爱梅去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晚饭的地点是新宿的一家高级饭店。我曾在楼下仰望过，根本不敢奢望能到里面吃饭，因为楼下的菜单上仅一盘麻婆豆腐就要两千多日元，顶得上我两三个小时的工资。更令我震惊的是，范勇和陈海波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点了一桌子的好菜，我估计至少需要花费五六万日元。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在学校虽然很平常的样子，但暗地里还是不同的。在爱梅去洗手间的空当，陈海波终于向我坦白，他们跟着一个叫小平哥的人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