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那天老板和我达成了协议：每拉来一位客人，分得五百日元。这是当时我可以拿到手的回扣额度。现在当然觉得太低，可在当时我已经相当满意了。因为这之前，客人中有的会付我小费，有的则用一些实物，比如说啤酒什么的作为替代，还有些吝啬的仅仅说声谢谢就扬长而去。由此可见，想依靠小费是无法保证稳定的正常收入的。但眼下不管多少，只要带去客人就肯定会有报酬！这更加坚定了我以“引路人”为职业的信心。

    我越干越欢。除了华人，只要外国人我都会上前打招呼。一连几天，我都给“T”舞场带去了二三十名客人。那个阴沉着脸的老板愈加器重我，开始对我露出笑容，给我的提成也直线上涨。现在，我已经可以拿到五分之三的提成，成交金额以客人的实际消费额计算。比如说，一个客人付了五千日元的费用，那其中的三千日元就是我的所得。

    渐渐的，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和一个一个店签下协定。这些店有各种形式的。从最初的脱衣舞场，到粉红色沙龙、性感澡堂、人妖俱乐部各类夜总会等色情场所，乃至酒店、舞厅、小饭馆，还包括专门经营黄色书刊、录像带的商店，贩卖成人性用品的商店等等。从90年代后期开始，又增加了中国人与韩国人开办的如同雨后春笋般的色情按摩店。

    即使是做这样一个职业，我也有自己坚持的原则，那就是我从不做欺骗同胞赚黑钱的不道德的事。我所选择的可以介绍的店铺，都是一些公认的“优良店”。我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优良店”的信息，直到我确信真的是“优良店”时，才会正式签约。这和大多数“皮条客”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人当中，很多都是谋划着里应外合、共同骗取客人钱财的勾当。从一开始，我就对自己发誓，绝对不赚昧心钱。

    来到日本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作为歌舞伎町第一个“中国引路人”，踏上了遥远的征程。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工作只是一时之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发现，这项工作中也蕴藏着为人处世的道理，它让我伫立在歌舞伎町的街头，看遍了歌舞伎町人的悲欢离合，看遍了日本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到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潮涨潮落。

    1989年来临了。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一个元旦，日本人不过春节，而是把元旦视为最重要的新年，我还有点不大适应。

    爱梅这一段时间对我忽冷忽热的，尤其是在我辞退了发纸巾的工作以后，她对我的态度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有一次她略带调侃地问我：“引路人先生，你就不能多一点长进吗？”我发现她准备上班去的盛装的背后，隐隐露出些嘲笑的味道。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我向她保证，而她不过淡淡一笑。

    她像往常那样，到相亲俱乐部上班，日语水平提高之后，也不固定地开始与一些客人在俱乐部里聊天“约会”。但我的新行当草创不久，占据了我绝大多数的精力，使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她的举动。

    我把发纸巾时混熟了的第一番街作为自己的据点，一个月了，一切相安无事，与周围的各色人等的关系也处得不错。我开始安心于自己的这份工作。

    我买了一件那种向多日的黑呢大衣。虽然属于价格比较便宜的一种，但终于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更酷一些，就像那帮“拉客”的家伙中的一员。虽然这是有点虚荣的味道，但是我想，日本皮条客之所以这么看重身上这套行头，关键也是为了给人一种温和正规的形象，让人放心。于是，我也为自己披上了这层“黑皮”，却一点也没有想到危险即将来临。

    那是个下着雨的寒冷冬夜。我像往常一样，在傍晚七点钟来到第一番街“上班”。或许是雨天的缘故。街上的客人很少，更是见不到几个外国人。

    偶尔也不妨拉拉日本客人。我冒出这个念头。于是，我开始招呼过往的日本人。可是，虽然几乎没有哪个日本人愿意停下来听我这个外国人讲话，我却犯了“忌”。

    晚上九点多，我换了个地方，站到平常一些身穿制服的日本人站的第一番街和剧院广场大街的交叉口上。那时，这一带的几座大楼里有许多正火爆的迪斯科舞厅。

    一个身穿黑呢大衣、长相冷峻的年轻小伙子带着四五个同伙径直冲我走来。虽然没有说过话，但我知道他。他是与附近数家迪厅有协约的“拉客”商之一。

    他们刚来到眼前，我的肩膀上就重重挨了一拳。

    “喂！你不是发纸巾的吗？谁允许你来拉客的？”

    我被突如其来的拳头打了一个趔趄，但迅速稳住了身形。我挺起胸膛一字一顿地说：

    “我自己！我又没有给谁添麻烦。招你惹你了？”

    我这时才明白，原来周围的人还一直把我当成发纸巾的。所以，在这起初一段时间的“引路”过程中，我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喂！外国杂种！狂什么你！”

    那个冷峻的小伙子像小痞子那样叫骂着，飞起腿就给了我一脚。那一脚可真够狠的，正好踢在我的胯骨上。一种火辣辣的感觉钻心般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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