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秦、汉以前的三代社会形态主要是封建制度阶级划分十分严格不容混淆。自战国至秦、汉之兴替由於战乱连年国家求富强之需要乃倾向以人才为本的措施。一旦太平之世统治阶层为便利掌握政权在社会上再度实施类似封建的阶级制度历经两汉四百余年形成四个主要阶层：士大夫、编户齐民、依附人、奴婢。

    士大夫还划分为世族高门和寒门庶族等级区分极为周密毫不含混。

    编户齐民多为一般户籍百姓、因乱流离各地的浮浪人或杂营户在朝廷安抚下从事农、工、商等业是朝廷赋税力役的主要负担者。

    依附人包括有部曲、衣食客、个客、荫户、门生故旧、僮仆等投靠豪门後可免附政府力役使朝廷与豪族间形成“户口”争夺的冲突而朝廷也有因故依附的兵户、营户、工匠、吏员等经放免可上升为自由编户。

    奴婢则是没有任何人身权利和自由的隶徒包括生口、长徒、隶户等名目待遇十分悲惨。

    士大夫阶层享有政治上绝对优越的地位社会上拥有崇高的声望经济上握有雄厚难匹的力量又是文化传递的代表。这一阶层主要有三类：开国功勋集团和累朝姻戚；凭藉雄厚赀财崛起的豪门；“经学传业”和“礼法传家”的累世公卿。

    两汉崇尚儒术经学昌盛加上朝廷取士多以徵辟和郡国推举为主莫不以经学瞻富者为上选习经乃成为干禄捷径。有独特见解往往成为名师巨儒对授经限制甚严又有将独门之秘传子之习因而累世相传历数十百年而不坠造成有累世公卿情况如孔氏自孔霸起七世中任卿相牧守者五十三人列侯七人；余如桓荣三代为五帝师弘农杨震四世为太尉汝南袁安四世五人为三公。

    这类势力积久形成“门第”除累世家学及致仕又授徒讲学广收宾客注藉弟子往往以千百计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现象。国家又在其把持下造出两种制度作为保障其特权的工具：一为“任子制度”使子弟能凭父祖余荫而致仕；一为教育制度使子弟优先入学受业方便取得参政的机会。

    世族大姓和闾里豪强又多喜聚族而居形成土地和财富集中连带周围有越多依附人。经济和政治力量互为犄角相辅加这一阶层垄断政治和雄踞地方的实力。汉末大乱战乱频仍这些世族豪强聚族自保逐渐形成割据势力。崛起的各诸侯除了本身具有一定实力往往也要拉拢这些地方豪强如曹操拉拢许褚、李典和河北诸名士孙策笼络吴中四姓刘备得糜竺和荆、蜀士族的支持才能形成现在三足鼎立的的局面。

    施政以人为本举才为政治巩固的根本。东汉的选举制度既以“经明行修”为主这种标准又非临时考核能得因此乡党评议成为重要依循後来逐渐展由少数号称专家的“名士”以臧否人物为务进而变成“权威”往往左右政府取士称为“品题”。如郑泰评议出口定论；许劭及管辂更为有名。但是一般主持乡闾评议的名士常是出身豪门大族变成政治垄断结成朋党不仅有碍政治集权更对社会、民生造成反向的畸形展。

    这也是群雄并起逐鹿天下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没有世族豪强支持难成气候；太依赖了又会缚手缚脚不利展胜出。吕布初兴曹操连败；後来生饥荒吕布强劫世族之家终导致离心结果曹操苦撑待变最後在世族支持下胜出此不言而喻。

    但是鼎足之局形成要在各方面取得优势就得在各方面作改革要的就是政治方面。蜀汉的成功在於有“转世麒麟”的规划能成功的运用其“前世”经验找出合理而适切的取代方案不仅拔擢人才并且在社会、经济、民生等各方面作出广泛而中肯的革新措施；而其一切的规划脱不开以“法治”为本以民为主的思想。反观曹操和江东的改革“人治”的倾向很重又汲汲於权力的掌握和集中。在曹魏往往系於曹操一人的喜怒之间；在江东却受到世家大姓的掣肘亟思整顿不果。结果和蜀汉改革的结果也相异都不约而同的朝反方向偏离而去最後或者动摇了统治基础或是削弱了统治力终於在战场之外的竞争中落居了下风注定成为输家。

    曹操父亲是宦官养子自然为世家高门所轻曹操对他们无形中也相当仇视；加上个人野心在得势之後更想集大权於自身对朋党清议自然极为忌刻。建安十年他次布破除朋党的诏令使杨、袁诸氏都遭摧残诛除孔氏子孙孔融也因名重当世、宾客盈门而被藉故杀害。这次是第二次使许多世族人士遭到罢黜。但由於世族的根基深厚在社会上具有广大的潜势力迫使曹操不能不加以重视仍在形式上保留乡闾评议的旧传统藉以怀柔世族好转化其敌对立场。

    孙策立足江东於征讨平定诸郡後便积极罗致人才安定政局。由於五大家拥有极多的部曲徒附实力雄厚孙策积极笼络把叔父孙静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顾邵和全斌又亲拜顾雍母於庭前此举博得各世族的真诚拥护南渡诸贤也受征招出仕。於是结合南北建立一个内部团结而贤才输诚的稳固政权如张昭、鲁肃、诸葛谨、步隲、张紘、滕胤、刘惇、赵达等皆为一时俊彦。

    但是笼络世族付出的代价长远来计却弊大於利。一则世族最注意的是自身荣华、地位的维持和延续其次才是对主君的效忠甚至以把持政、军的方式对主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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