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中，在帝国禁军龙卫府进入河北戡乱一个月之际，河北永济渠一线的局势迅速发生了变化。

    龙卫府先是扫荡了高鸡泊众贼，迫使叛军撤离高鸡泊，由永济渠南下进入渤海郡境内，远离了屯驻于高阳镇的皇帝和行宫，减轻了叛军对河间乃至涿郡一线的威胁。继而在清河郡包围了以张金称为首的清河诸贼，并在风雪之夜奔行百里袭杀贼首张金称。清河叛军在群龙无首之下骤然溃散，余众纷纷逃亡大河南岸。.

    张金称之死和清河叛军的败亡震动了大河南北，河北的太行、高鸡泊和豆子岗诸贼惶恐不安，河南的瓦岗、济水一线乃至齐鲁长白山诸贼也谨慎起来，收敛了嚣张气焰，或藏匿于高山，或潜行于水泽，或游走于山林，不再敢肆无忌惮的攻城掠地，也不再明目张胆的劫掠水陆粮道，甚至都不敢去打家劫舍、烧杀掳掠了，似乎也想在风雪和酷寒的“掩护”下，过一个平静新年。

    龙卫府却没有停止戡乱的脚步，一队队精骑沿着永济渠两岸宽敞河堤纵马飞驰，确保水道沿线郡县的稳定，确保初春开渠之后，永济渠畅通无阻。

    皇帝和行宫接到报捷，下旨嘉奖龙卫府将士；行宫则命令河北讨捕大使杨恭仁一面继续戡乱平叛，保证河北全境的稳定，一面在河北招募壮勇组建新军，而募兵和训练新兵的任务都直接交给了雄武郎将伽蓝。

    皇帝和行宫的做法引来了非议。年初皇帝下旨修改帝国兵制，在府兵和府军之外。再征募壮勇组建骁果军。骁果军隶属备身府，属于禁军编制，其下有三个军，六个雄武府。每个雄武府都有两千五百人左右。皇帝以强权修改军制，扩建禁军，增加自己直接控制和指挥的军队，继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军权，并以此来遏制和抗衡帝国的将军们。

    从第二次东征的情况来看，这一举措颇有效果，皇帝能够切实感受到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指挥起来如臂指使。不像第一次东征时他的命令出了行宫后其执行力便大打折扣，甚至遭到将军们的公然抵制和反对。

    龙卫府十二个团的编制便是源自这一背景。裴世矩深知其中之缘由，所以当初才鼓励伽蓝放开胆子组建龙卫府。伽蓝当时很担心，因为编制越多。牵扯利益越复杂，其中最直接的相关利益便是军官的配备和将士们的薪酬。

    帝**制的基础是府兵，府兵是职业军人，他们的生活来源是帝国分给他们的田地、赋税减免以及功勋奖励，不拿军饷。然而。龙卫府最早的成员里有沙盗马贼和流配囚犯，虽然当初伽蓝给予了他们所需要的承诺，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些人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职业军人的道路。既然转为职业军人了。那帝国就要给他们田地等足以保证他们和家眷生存下去的生活来源。

    好在有裴世矩在，再加上当时李渊和冯孝慈都积极配合。陇右各地方官府当然不敢与军方对着干，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至于那些归附突厥人所在的会宁、武威等郡，亦在裴世矩和李渊的“威逼”下，不得不给予归附突厥部落以更多的实际利益。

    龙卫府能否始终如一地保持强悍的战斗力，确保将士们的个人利益不受损害至关重要，这一点伽蓝非常清楚。现在，皇帝和行宫让他在河北征募壮勇组建新军，其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第三次东征，那么，若想让新军具有战斗力，就必须给新军将士们以满意的个人利益，但皇帝和行宫会给吗？如果不给，伽蓝拿什么去征募壮勇组建新军？难道要去强抓强抢吗？

    东征需要军队，需要随军民夫，需要大量的壮勇，而前两次东征的军队和民夫至今都没有回来，都还在遥远的辽东，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在第一次东征中埋骨他乡，其他诸如伤残、生病、逃亡等原因导致的减员也难以计数，所以第三次东征，皇帝还需要军队和民夫，但因为朝野间各种各样的矛盾愈演愈烈，从山东各地就近调拨已经非常难了。现在山东各地连最起码的耕种生产和维稳镇戍都难以保证，哪里还有人调给皇帝东征所需？至于代晋、江左、荆襄、川蜀乃至中原、关西等地，要么是帝国心脏所在，要么承担着防御北虏的重任，要么距离辽东太远太远，远水救不了近渴，因此，皇帝和行宫也只有在大河南北“抓人”，而这个任务竟然就交给伽蓝了。

    皇帝和行宫或许想得很简单。既然叛贼是成群结伙的，那么把贼首砍了，把其他人收编了，如此则壮勇有了，新军也有了。这些人都是戴罪立功，死了便死了，活下来且有功劳的，将来可以特赦归家，可以说，此举既惩罚了罪犯，又保家卫国，可谓一举多得啊。事实当真如此？

    十二月下，伽蓝在马颊河中下游，平原郡和渤海郡交界的地方，一个荒凉而空旷的原野上，与河北义军首领秘密会晤。

    此事由刘炫、孔颖达和盖文达暗中运作，曹旦和高泰等人往来奔波，终于成行。窦建德、郝孝德、刘黑闼、格谦、孙宣雅等高鸡泊和豆子岗两地义军首领迫于形势之严峻，也非常想与伽蓝秘密会见，一方面探查皇帝和行宫的动静，以预测未来河北局势的发展，一方面也想打探伽蓝在戡乱一事上的态度，以决定新年后各路义军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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