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到了后世的21世纪仍然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也是如此：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也就是他们抓住了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苏州，明清两朝的商业都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人们可以想像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在后世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这座城市的人们准备建立一个戏曲博物馆时，他们选择的馆址竟然是一座当年山西商人修建的会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精美的戏台。会馆并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动场所，这里只是他们听戏、聊天、联络乡情的地方。著名学者余秋雨在讲到这件事时说：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会馆不论如何精美都只是当时的山西人偶尔盘徊稍稍放松一下的地方，他们居家过日子的地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山西平遥民居，这样的院子在很多山西县城中几乎随处可见，而昔日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县城中都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正是这种普通更加衬托出一种气度，当高耸的屋脊、厚实的院墙密密匝匝地挤成一片时，这样的规模就汇成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象征—富裕。当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还居住在土坯垒成的房舍里的时候，山西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存环境提升到一个令后世数十年后的人们都羡慕的境界。1822年，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龚自诊为了缓解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稳固边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议，将内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区迁移，但龚自诊认为这个政策不适用于两个地方：一是江浙，因为这里的居民太柔弱，经不起西北的风沙;另一个地方就是山西，因为这个地方太富裕了，没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龚自诊用了这样一个词—海内最富。海内最富的标志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固定资产。在固定资产方面实力强盛，像著名的乔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资产三五百万、六七百万、甚至上千万两白银，由此足见其富。第二、他们的流动资金丰厚，也各有上千万两白银。第三、从山西城镇经济发展中尤其是晋中一带一个县城的发展市肆繁华不下江南，诚如美国学者所谈的，太谷是中国的华尔街，诸多的票号、商号，这在过去也是比较少见的。咸丰三年（1953年），广西道的监察御史叫章嗣衡，他在上奏的皇帝书中说：山西太谷之孙姓富约两千万、曹姓、贾姓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各家有资本各千万，介休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仅仅把以上奏折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产做一个简单的加法，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还仅仅是一个清朝官员亲眼所见的数量，如果把整个山西富户的全部家产做一个详尽的统计，那得出的数字几乎不可想象。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那么山西人是怎么样积累起如此庞大、数量惊人的财富呢？

    这牵扯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西北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很陌生，生态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清军的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所有的用度通过一定的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我们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山西正是首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们中原统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还有其它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区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山西票号跟清朝政府发生了比较大的紧密关系，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大笔的存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显著的应该票号方面、金融方面。因为金融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有了信誉，有了这种信用以后，商业的规模才能扩大，商业进程的范围才能更加广阔，而这一点是从晋商开始的。一双双轻巧、灵活的手将这些绿色的嫩芽从枝头采摘下来，这些嫩芽经过加工之后将变成世界上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