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初以大户为粮长，掌其乡之赋税。多或至十余万石，运粮至京，得朝见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南京监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庐陵吉水二县耆民，六年四月，监察御史张政，各言粮长之害，谓其倍收粮石，准折子女，包揽词讼，把持官府，累经禁饬而其患少息，然未尝以是而罢粮长也。惟老人则名存而实亡矣。[27]今州县或谓之耆民，或谓之公正，或谓之约长，与庶人在官者无异。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平阳府言，所属解蒲二州距府阔远，乞以直隶山西行省为便。未许。至天启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请以二州十县，分立河中府，治运城。以运使兼知府事，运同兼清军，运副兼管粮，运判兼理刑事。下户部，户部下山西，山西下河东，河东下平阳府，议之，竟寝不行。[2]按汉河东郡二十四县，后汉二十城，魏正始八年，分河东汾北十县为平阳郡。此所谓欲制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也。且商雒之于关内，陈许之于大梁，德逮[3]讳礼记孔子闲居引诗作威仪逮逮。之于济南，颍亳之于凤阳，自古不相统属。去府既远更添司道。于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扰，职此之由矣。昔仲长统昌言，谓诸夏有十亩共桑之道，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范晔酷吏传，亦言汉制，宰守旷远，户口殷大。而后汉马援传，既平交阯，奏言西平县户有三万六千，远界去庭千余里，[4]庭，县庭也。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华阳国志，巴郡太守但望[5]字伯门，太山人，见风俗通。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属县十四，土界遐远，令尉不能穷诘，奸凶时有贼发，督邮追案，十日乃到，贼已远逃，踪迹绝灭。其有犯罪逮捕证验，文书诘讯，从春至冬，不能究讫。绳宪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贼盗公行，奸宄不绝。太守行农桑，不到四县，刺史行部不到十县，欲请分为二郡，其后遂为三巴。水经注，山阴县，汉会稽郡治也。永建中，阳羨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稽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此皆远县之害，已见于前事者也。北齐书，赫连子悦除林虑守，世宗往晋阳，路繇是郡，因问所不便。子悦答言，临水武安二县，去郡遥远，山岭重叠，车步艰难。若东属魏郡，则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觉损干。子悦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润负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于私，而计民之便者，吾未见其人矣。

    叔向与子产书曰，国将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为市。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凯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42]宣公十二年传解。

    自古郡县之制，惟唐为得其中。今考地理志，属县之数，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广州十三，镇州桂州各十一。其他虽大，无过十县者。此其大小相维，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见于前事乎？后代之王，犹可取而镜也。但其中一二县之郡，亦有可并。宪宗元和元年，割属东川六州。制曰：分疆设都，葢资共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将惩难以销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贾生之议，以楚益梁。宋氏之规，割荆为郢。酌于前事，宜有变通。此虽一时之言，亦经邦制郡之长策也。

    玄宗时，张九龄为左拾遗。上言，夫吏部尚书侍郎，以贤而授者也。虽知人之难，岂不能拔十得五？今胶以格条，据资配职，无得贤之实。若刺史县令必得其人，于管内岁当选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后送台又加择焉。以所用多寡，为州县殿最，则州县慎所举，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无今日之繁矣。[36]柳浑传，德宗尝亲择吏，宰畿邑有效。召宰相语，皆贺帝得人。浑独不贺，曰此特京兆尹职耳，陛下当择臣辈，以辅圣德，臣当选京兆尹承大化，尹当求令长听细事。代尹择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唐高宗时，魏玄同为吏部侍郎，上疏言，臣闻傅说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国，今之州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史、督邮从事，悉任之于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祖袭，以迄于今。用刀笔以量才，按簿书而察行，法令之弊，其来已久。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皇上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革，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盖短，钟庾之器，所积者宁多。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镜，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又以比居此任，时有非人，岂直愧彼清通，亦将竭其庸妄。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赃私一启，以及万端。至乃为人择官，为身择利，顾亲疏而举笔，看势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深衷，险如谿壑，择言观行，犹惧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析之于一面，具僚庶品，专断于一司，其亦难矣。天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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