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就在中美英平准基金在香港开张后仅仅4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被珍珠港事件彻底激怒的美国国会，在同仇敌忾的气氛之下，在1942年初决定对坚持抗战的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帮助中国提升对日作战的能力。

    当年美国的货币发行量只有96亿美元，一下子就给了中国5亿美元！当时中国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亿法币，按照官定汇率，5亿美元相当于100亿法币，也就是中国1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而且这笔贷款，一无偿还的时间限制，二无利息要求，三无附加条件，是中国外债史上绝无仅有的“三无”贷款。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笔贷款表面上看起来是绝对赔本的买卖，但实际上却是一本万利！这5亿美元将极大地加强中国对日作战的士气和能力，中国打得越狠，太平洋前线美军伤亡人数就越小。

    而华尔街早已在构思战后的世界货币的战略格局了。从货币战略的角度看，这5亿美元的“本钱”将带来四大巨额回报：第一，贷款将立竿见影地拉动美国的军事工业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带动钢铁、矿山、机械制造、运输、造船、汽车、飞机等一大批产业的振兴，摆脱经济大萧条的困境，大大改善高达18%的失业率，增强国内的消费能力；第二，贷款将使中国的货币体系彻底美元化，从而在货币发行的高度，牢牢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第三，以此类推，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其他地区的经济援助计划，将大大扩张美元的流通域，强化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能力；第四，美元势力扩张将最终取代英镑而奠定未来世界货币霸主地位，当世界各国争相获得美元贷款时，美元的国际储备与交易货币的地位将被确立。战后，美国将通过增发美元纸币的形式，向各国每年征收“铸币税”，而且一收就是70年！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美元货币战略的制定者，高就高在发现了“美元储备”相当于变相征税，而且是世界各国无法摆脱的、世世代代永不停歇的“超级税种”！这样一本万利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国民政府来说，5亿美元实在是一笔天大的意外之财！四大家族费了吃奶的劲，背了无数骂名，才把原本江浙财阀把持的金融权力抢到了自己手里，建成了“四行两局”的金融集权体系，结果没几年功夫，一不留神就被平准基金委员会夺了权。私下里恨得牙根痒痒，然而因为自己手里没有硬通货，人家手里有美元、英镑，有求于人，这才不得不忍气吞声。这下好了，在美联储的户头里，随时有5亿美元可供支取，为什么还要把只有1亿美元的平准基金委员会当大爷一样供着呢？

    于是，在孔祥熙的主导下，成立了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立刻把这笔天量外汇的管理权抓到手上，又坐回到真正的“中央银行”的位置上。在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初，孔祥熙假模假式地委任平准基金委员会的陈光甫、席德懋等人为外汇管理委员会的委员。然而，陈光甫刚接到任命就发出了辞职信，席德懋也只是指派了一个代理人代表席家出任这个外汇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自己的屁股还是坐在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随着大环境的改变，当华尔街的大佬们发现了“美元储备”的精髓，他们开始“抓大放小”，什么每笔中美贸易管理问题和外汇使用权限审批之类的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还不够烦的呢。于是，平准基金委员会逐渐失宠了。委员们也都不得不“与时俱进”，向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靠拢。

    当孔祥熙突然发了横财，这笔钱该怎么花就成了当务之急。那么，究竟如何花才对自己最有利？

    不久方案就出来了：发行1亿美金储蓄基金；发行1亿美金公债；拿出2.2亿美元从美国买黄金；用5000万美元在美采购各种物资；剩下的钱支付各种费用，包括手续费、运输费、保险费等。

    所谓“美金储蓄基金”，就是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从1942年4月起，拨出1亿美元存入央行充做基金。“四行两局”的储户存储时，以法币折合美元，折合率为1美元合20元法币。储蓄券面额不加限制，最小面额为10美元，期限分为1年、2年、3年3种，年利率分别为3厘、3厘半、4厘，到期按面额付给美元本息。

    所谓“美金公债”，就是国民政府财政部从1942年4月起，拿出1亿美元做担保来发行国债。认购国债者以100元法币合5～6美元的折合率，掏法币买美元担保国债，从1944年起开始还本付息，分10年还清。这种债券可以自由买卖抵押，可以在公务上用作交纳保证金，还可以充做银行的准备金。

    听起来很美，然而老百姓包括工商企业和银行，都被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与民争利、发债赖账的“光荣传统”给吓怕了，到期能否照付美元本息，心里都没底。然而，1942年初，有平准基金和5亿美元大馅饼做后盾，法币币值一度坚挺，美元的黑市价与官价相差无几，套利空间也不大，所以不管是美金储蓄基金还是美金公债，一开始都应者寥寥，不得不用“劝销”、“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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