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天，在山东根据地，一位美国记者正在采访一位八路军干部：美国记者：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既无金银又无外汇作发行准备，为何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八路军干部：我们有物资作发行准备。你们有40%的黄金准备金，我们有50%的物资准备量。

    （美国记者不解地望着对方。）

    八路军干部：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

    （美国记者一边记笔记一边思索。）

    八路军干部：在实现纸币制度以后，货币代表的价值决定于它的流通数量。流通量增加10倍，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物价也上升10倍。法币、伪币如此贬值，原因是他们滥发纸币。我们物价相对稳定，原因是我们适当控制货币流通数量。

    美国记者：这个道理很有意思，请您再仔细讲讲。

    （八路军干部跟美国记者比比划划讲了4个小时，才使他懂得了这个道理。）

    美国记者：你认为美国能不能实行这样的货币制度？

    八路军干部：美国现在掌握着世界2/3的黄金，还可以实现金本位制。【8】

    八路军干部万万料想不到，30年后，美国也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物价，并因而使得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成为西方显学。但他的理论要比山东根据地的货币实践晚了几十年。八路军干部接受采访时，弗里德曼还在大学读博士，是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的认识还远未形成理论。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货币实践远比西方的货币理论更前卫。更为重要的是，亲手实践干出来的感觉和纸面上的理论探讨，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这就如同大学里的MBA教授大讲企业应该如何管理，然而他的学问再大，也无法和王永庆或李嘉诚的管理实践相提并论。

    改革开放以后，一度将“弗里德曼们”奉若神明，轻视自己用货币实践创造出的伟大成就，而迷失在各色西方理论的迷人光环中，完全背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高原则，实在令人扼腕长叹！自从学了美国的货币思想，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30年来严重缩水，20世纪80年代初令人羡慕的“超级大款”万元户，现在已成为中国的“低保户”的标准。

    美国记者的真实身份：经济学家。

    八路军干部：薛暮桥，小学文化，“毕业”于上海监狱“大学”，山东根据地工商局局长和货币政策主持人，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创立者之一。

    薛暮桥到底搞出了什么样的货币，弄得美国经济学家像探索核武器机密一样，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呢？

    原来，山东根据地从1938年开始发行“北海币”作为法币的辅币，由于根据地缺乏发行纸币的经验，北海币信用一开始不及法币。

    当时法币和英镑、美元挂钩，在各种政权统治区内都十分坚挺。不仅根据地掌握大量法币来保证当地的货币稳定，日伪政权也在沦陷区发行伪币，收兑法币，以换取外汇或者购买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没收了英美在中国的金融机构，无法再利用法币套取外汇。于是他们变换手法，利用法币斗法币，把日伪控制区内的几十亿法币送到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来套购物资。仅在1942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就高达几亿元。这不仅造成大量物资流向敌占区，还导致根据地的法币数量远远超过了市场需求，法币的购买力大幅下降，与之关联的北海币也快速贬值，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这与今天美元大量涌入中国，在大量“套购”中国产品、资源与原材料的同时，也导致人民币过度增发，从而导致人民币购买力下降和物价上涨是同样的道理。

    快速通胀的结果就是，在一个传统上信奉“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1943年的粮食价格是1941年的25倍！

    情况危急的1943年初，薛暮桥恰巧路过山东根据地去延安，被根据地领导“扣留”下来，帮助根据地对敌开展货币斗争。

    当时的根据地政府不了解货币和物价的规律，允许法币和北海币同时流通，但禁止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在沦陷区的黑市上，伪币高于法币。在根据地，法币高于北海币。山东根据地用行政手段强压法币的比值，宣布北海币以1:2的比例兑换法币，结果根本不起作用。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薛暮桥提出，要稳定北海币的币值和根据地的物价，唯一的办法就是驱逐法币，使北海币成为根据地的唯一流通货币，独享货币发行大权。办法就是，用北海币排挤和收兑法币，用收兑的法币从敌占区套购物资，用这些物资来支持北海币。政府在物价上升时出售物资，回笼货币，物价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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