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原来在各解放区使用的不同货币，现在都涌入了统一的解放区市场中。于是，就产生了许多“货币的烦恼”。在统一的解放区内，走出几百里甚至几十里地之外，就要换用另一种货币。

    当时负责华北地区财经工作的董必武，就亲身经历了这样的麻烦。他从延安出发，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考察。一路上走得又饥又渴，他便与夫人、孩子停靠在路边大槐树下歇息。随身带的干粮都吃光了，警卫员跑到村中小杂货铺子里想买几个烧饼和烤红薯。谁知到了付款时，居然出了问题。

    卖烧饼的接过钱来一看，不认识是哪里的钱，警卫员不得不解释这是陕甘宁解放区的边币。卖烧饼的人拿着钱·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最后还是退回来说：“不行，这钱我们这里不花！”原来当地只用晋察冀解放区的货币，别的钱一概不用！

    警卫员无奈，拿着钱到附近的一家公营机关商店里去换，机关商店的售货员也不给换，态度坚决地回答：“晋察冀地区只认晋察冀边币，其他的钱票都不认，我收了你的钱也是白作废，谁能干那傻事？”

    这时，董必武的夫人对警卫员说：“你不用着急！我随身带着一块给孩子们用的布料，你就拿它去和人家以货换货吧！我想，用这块布料换几个烧饼是足够的！”【13】堂堂的革命元老董必武，被货币问题逼得只能用布料换烧饼充饥。

    当时，解放区的金融系统各自为政，不仅货币不统一，还互相征税，搞贸易保护。有的解放区为了降低贸易逆差，甚至提高本地特产的价格，拒绝其他解放区的商品入境。

    山东根据地拥有最“强势”的海盐，发行的北海币最坚挺；晋冀鲁豫的冀钞次之；西北地区因为物资最为缺乏，需要大量进口，发行的西北农币最弱。结果出现了晋冀豫抵制山东的海盐，冀南扣押冀中订购的煤炭等混乱现象。

    董必武在1947年底向中央汇报时，严肃批评了各地“互相建筑关税壁垒，各区票币互相压抑抵制，商业上互相竞争，互相摩擦，忘记了对敌”。

    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成立全解放区的银行，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货币，这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再不统一货币，等到北京解放，各路大军拿着各自的钞票，涌入北京使用，市场必然乱作一团。

    要发行统一货币，有两种选择，一是借鉴苏联1947年的货币改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新币换旧币，实行差别兑换，新旧币以1:10兑换，此时持有旧币越多贬值越大，乘机剥夺一部分人的货币财富，压缩货币流通量，达到实现货币稳定的目的。

    其实，蒋介石抗战后接收沦陷区时，搞的法币以1:200收兑伪币，苏联用新币以1:10兑换旧币，都是在掠夺旧币持有人的财富。同样的道理，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相对于美元资产国际购买力不变的情况下，假如1:7的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比值突然变成了1:6，这就相当于人民币“以旧换新”，在升值的那一时刻，人民币的“新币”以6:7的比价“取代”了“旧币”，其结果必然是“旧币”持有人的财富流失！这就是人民币升值是对外“名义升值”，对内购买力实际贬值的道理。

    南汉宸从保护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不适合模仿苏联的货币改革政策。

    另一种选择是先合并简化各个解放区发行的货币，等物价和货币稳定后，再发行新币。同时，考虑到国民党币制改革的负面影响，要让老百姓了解，共产党实行的是统一货币，不是货币改革，与国民党搞的完全不一样。国民党的币制改革是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手段，来掠夺人民财富，其结果是物价飞涨，民怨鼎沸，经济走向崩溃。而货币统一，是为了简化和巩固解放区的货币制度，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流，完全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南汉宸任总经理，并从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

    为了在货币统一的过程中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政府采取了“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逐步收回了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

    政府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规定了人民币与各解放区货币的合理比价，并停止了各地区货币的发行，要求各地银行按照规定比价逐步收回。这样，原来各自为政的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调整。人民币的出现大大方便了市场流通。

    为了消除老百姓担心手中持有的解放区的货币来不及兑换而作废的疑虑，政府保证不但对人民银行的新币负责，而且对所有解放区银行过去发行的旧币负责。以后，政府不但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行的货币负责收回，而且对土地革命时期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也按合理的比价收回。充分保障了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失，从而建立起人民币在社会中的信用。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政府通过银行业务、财政征收、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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