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是人民永久的生命。

    然而有时个人目前的生活抗拒着人类永久的生活。

    让我们毫无隐痛地承认，各人有他不同的利益，他谋求这个利益并保卫它而无越权之罪；为了眼前的打算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私；目前生活有它自己的权利，并非必须为未来而不断牺牲自己。目前的一代人有权在地球上过路，不能强迫他们为了后代而缩短自己的路程，后代和他们是平等的，将来才轮到后代过路。“我存在着。”有一个人轻声说。这个人就是大家。“我年轻，我在恋爱，我老了，我需要休息，我有孩子，我工作，我生财有道，事业昌盛，我有房屋出赁，我有资金投放在政府的企业里，我幸福，我有妻室儿女，我热爱这一切，我要活下去，不要干扰我。”这些原因使这些人有时对人类伟大的先锋队极端冷漠。

    此外乌托邦，我们得承认，一打仗就离开了自己光芒四射的领域。它是明日的真理，它采用了战争的方式，这是昨日使用的手段。它是未来，但却和过去一般行动。它本是纯洁的思想，却变为粗暴的行为。它在自己的英勇中夹杂了暴力，对这暴力它应当负责；这是权宜之计的暴力，违反原则必定受到惩罚。起义式的乌托邦，手中拿着老军事规章战斗；它枪杀间谍，处死叛徒，它消灭活人并将他们丢入无名的黑暗中。它利用死亡，这可是严重的事情。似乎乌托邦对光明已丧失信心，光明本是它无敌的永不变质的力量。它用利剑打击，然而没有一种利剑是单刃的，每把剑都有双刃，一边伤了人，另一边便伤了自己。

    作出了这种保留之后，并且是严肃的保留之后，我们不得不赞颂棗不论他们成功与否棗这些为了未来而战斗的光荣战士，乌托邦的神甫。即使失败了，他们仍是可敬的，也许正因为失败了，所以更显得威严。一个符合进步的胜利值得人民鼓掌；但一个英勇的失败更应该得到人民的同情。一个是宏伟的，另一个是崇高的。我们赏识牺牲者远胜于成功者，我们认为约翰·布朗比华盛顿伟大，比萨康纳比加里波的伟大。

    总得有人支持战败者。

    人们对这些为了未来而努力从事、以失败告终的伟大的人是不公正的。

    人们责怪革命者散布恐怖，每个街垒好象都在行凶。人们指责他们的理论，怀疑他们的目的，担心他们别有用心，并谴责他们的意识。人们责备他们不该抗拒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该竖起、筑起并造成大量贫穷、痛苦、罪恶、不满和绝望，不该从地底下掘起黑暗的石块，筑起雉堞来进行斗争。人们向他们叫喊：“你们把地狱的铺路石都拆毁了！”他们可以回答：“这正说明我们筑街垒的动机是纯正的。”①

    最妥善的办法当然是和平解决。总之，我们得承认，当我们见到了铺路石时，就会联想起那只熊②来，社会在为这种好心肠而担忧。但社会应该自己拯救自己；我们向它的善意呼吁，不需要剧烈的药剂，通过友好协商来研究疾苦，查明病情，然而再治愈它，这是我们对社会的劝告。

    ①法国有句谚语：“地狱的路面是由良好的动机铺砌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很多有良好动机的人干了坏事”。

    ②拉封丹寓言《熊和园艺爱好者》中的主角，这只熊想赶走朋友鼻子上的苍蝇，他用石头砸苍蝇，结果砸死了自己的朋友。

    无论如何，这些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目光注视着法国，并以理想的坚定逻辑，为了伟大的事业而战斗。他们即使倒下，特别在倒下的时候，也是令人敬畏的。他们为了进步无偿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完成了上天的旨意，作出了宗教的行动。到了一定的时刻，象演员到了要接台词时那样，大公无私、照上天剧情所安排的那样去进入坟墓。这个没有希望的战斗，和这泰然自若的消失，他们都能接受，为的是要把从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开始的这一不可抗拒的人的运动，发展到它那辉煌而至高无上的世界性的结局为止。这些士兵是传教士，法国革命是上帝的行动。

    再说，在另一章里已经指出的区别之外，还应增加下面这一区别：有被人接受的起义，这称之为革命，也有被人否定的革命，这称之为暴动。一个起义的爆发，就是一种思想在人民面前接受考验，如果老百姓掷下黑球，这思想就是一个枯萎的果子，起义便成为轻举妄动了。

    每当空想愿意变成事实时，那时一声召唤，便立即进行战争，但这不是老百姓的作风，这些民族不是时刻都有着英雄和烈士气质的。

    他们讲究实际。他们一开始就对起义有反感，第一，因为起义的结果经常是一场灾难；第二，因为起义的出发点经常是抽象的。

    因为，尽忠者总是，并且也仅为理想而献身，这一点很高尚。起义是狂热的表现。狂热的头脑可以发怒，因而拿起了武器。但任何针对政府或政体的起义，矛头都对得更深远。譬如，我们要强调一下，一八三二年的起义领袖，尤其是麻厂街的激进青年所攻击的，并不完全是路易－菲力浦。大多数人，在坦率交谈时能公正地对待这个介乎君主制和革命之间的君王的优点，没有人憎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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