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却摇着头说：“那就不是我儿子了。一大瓶酱油一元多呢，他想还，不向我要，也不可能有一元多钱呀！姑娘，告诉你家大人，大妈替你们全院儿都问问。”

    母亲居然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她的叫法，由“大娘”而自称起“大妈”来了。“大妈，那就给您添麻烦了。我走了。大妈再见！”“再见，姑娘，有空儿一定来玩啊！”“哎！大妈您快进屋去看着锅吧！”母亲随了几步，满面慈祥地目送着。我缓缓坐在煤桦棚子里的木柴堆上陷入了思考。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告诉母亲，那个孩子正是我。而且，她家的院子里种什么花儿才好呢？既然她家给了我家这种权力，这种权力似乎主要应归属于我。母亲她对此是不会太认真的。而这一权力对我却很重要。相当重要。

    星期天。我家吃过早饭不久，她和她的姥爷，还有她的两个弟弟，带着锤子、锯子、钉子盒什么的来了。我从窗口一看见他们，赶快将门插上。迎出屋的母亲大声唤我出来给他们当帮手，我不答应。母亲敲门，我不开。“这孩子，聋啦！你在屋里搞什么名堂哪？！”母亲生气了。我终于出现，母亲瞠目而视。仿佛不认识我了。

    我上下穿得很整齐：白小褂，蓝裤子，白胶鞋。我将平时舍不得穿，甚至连过节也舍不得穿的全套少先队队服换上了，并且系了红领巾。我是学校里的队鼓手，只有学校举行隆重活动或什么庆典仪式的时候，我才如此这般。我早晨当然洗过脸了，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根本没洗干净，又洗了一遍脸。用香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洗脸很少用香皂。手太脏时，也不过用肥皂。我还照着镜子梳了半天头发。我头发硬，平时不梳。蓬乱得太不像样子，就用手指拢拢。那一天怎么梳也梳不倒，用毛巾沾着水揉湿了，才总算勉勉强强梳平。

    不但母亲对我瞠目而视，他们也一样。尤其她。“怎么，你……你今天有队日活动？你预先可没跟妈说一声。”母亲大出所料地嘟哝道。

    “不过队日就不能穿这身衣服了？”我振振有词地回答。装出非常自然的样子。其实，在母亲和他们的瞠目而视之下，我的感觉，比那天反穿背心引起她和“河马大婶”大笑不止时强不了多少。她当然一眼认出了我。她的姥爷也是。母亲说：“没有队日活动，你穿上队服干什么？快脱了去，换身破衣服，帮着干活！”我执拗地说：“不，我今天就想穿队服嘛！”她的姥爷指着我，刚想说什么，被她及时扯了一把，以一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制止了。母亲更生气了：“这孩子，今天抽的什么风！”举手似要打我。她急忙说：“大妈，弟弟要穿，就让他穿吧！弄脏了我替他洗。”她一边说，一边向她的姥爷直丢求援的眼色。他明白了她的意思，也说：“哪个孩子不喜欢穿得体面些呢？让孩子穿吧！我们小晶不是愿意替他洗吗？我这外孙女，是说话算话的！”他看了他的外孙女一眼，挺郑重地问：“是不是？”她笑了。笑得又大方又愉悦，还朝我眨了眼睛。既不像有些女孩儿家受到几句夸奖就洋洋得意，也未显出丝毫害羞的样子。

    母亲望望她，望望她的姥爷，望望我，不再说什么了。然而母亲的表情告诉我，过后是一定要对我追究个为什么的。

    她看着我说：“小弟弟，这不等于我完全支持你。大妈的话毕竟是有道理的。你也得向大妈表示一点妥协呀，起码把红领巾摘下来行不行？”

    我觉得母亲对她的评价是对的。她说话真像位大姑娘，尤其她跟大人说话的时候。我第一次听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家说话用“毕竟”和“妥协”这样高等的词儿。何况她两个月后才十四岁。我觉得听她说话，仿佛是在听语文成绩优秀的学生造句子，并且不得不承认她造了些好句子。

    我默默地顺从地解下了红领巾。

    母亲用一根手指戳我的额角说：“哼，你要天天都能把自己弄得像个孩子样子，我倒省心了！”

    母亲是街道居民小组长，负责我们这条街上居民义务方面的一切事，具有等同于“甲长”的地位和权力。当时她正急去开居民小组长会议。

    母亲匆匆走后，我们立刻开始拆除那排经历了许多风蚀雨淋的“板障子”。而首先要做的，是斩断那瀑布一般泻过这边来的“爬山虎”。那面的院子荒芜已久，这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已经像一张乱毛蓬蓬的皮，和木板长在了一起。花儿依然开得很烂漫，但毛虫隐蔽在茂密的叶子底下。

    她说她怕毛虫。

    她的两个弟弟说也怕。

    她的姥爷倒没说怕。但说看见毛虫就皮肤过敏。

    我也怕。我怕毛虫甚于怕任何可怕的东西。但是我毫无惧色地声明我一点儿也不怕毛虫。我说小小毛虫有什么可怕的，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一这项“特殊任务”。

    他们负责将我斩断的“爬山虎”用木棍挑到预先挖好的坑里，埋得严严实实，踩得平平坦坦。

    我们合力推倒了“板障子”。

    当她的两个弟弟协助她的姥爷锯木板时，她悄悄对我说：“挽起你的裤筒儿。”

    我说：“干这种活儿，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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