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朱怀镜回到家里，香妹仍然不太理他。他已习惯两个人不说话，也就无所谓了。晚饭冷冷清清地吃了，朱怀镜去了办公室。他准备快些写好给纪检委的报告，早些交差早些了却心事。可是打开电脑，真不知怎么写了。关于同玉琴的事，怕白纸黑字让人抓住铁的把柄；关于同皮杰的事，也怕措词不注意让人钻了空子。两桩事情都很简单，本来两三千字就可以交代清楚，他却一稿再稿，反复斟酌，仔细推敲。直到深夜两点多钟，这份三千来字的报告才让自己满意。打印一份出来，再仔细检查一次，觉得已经过得去了，便将电脑里的原稿删除了。望着电脑屏幕上一片空白，朱怀镜仍是疑神疑鬼，便又删除了备份文件，心里这才安稳。他找来信封封好报告，放进自己随手带着的公文包里。他仍不想马上回家去，靠在沙发上闭目沉思。感觉背膛阵阵发寒，才知道办公室的暖气早停了。其实晚上十点办公室就停止供暖了，朱怀镜在寒气袭人的办公室里呆了四个小时。这时他感觉特别冷，浑身颤抖。不能再坚持下去了，便夹上公文包回家去。

    仍然是一个人睡觉。被子冷得像泼了水，朱怀镜缩作一团，忍不住轻声地嗨嗨叫唤。被窝慢慢暖和了，才好不容易睡去。

    第二天醒来，感觉头痛脑热。他知道自己病了。他不想让香妹知道，想勉强撑着起来。可是，在他下床穿裤子时，突然两眼一黑，重重地栽了下去。香妹听得响声不对劲，忙赶了过来。其实摔下去以后也就清醒了，朱怀镜却闭着眼睛不想马上起来。香妹没说话，蹲下来扶他。摸着他的身子，烫得像炭火似的。香妹也就不再赌气了，说：“你是病了。感觉怎么样？”

    “没什么，可能只是感冒。”朱怀镜说着，就让香妹扶着起来了。他还想穿好衣服，香妹却不让他穿了，扶他仍躺到床上去。

    香妹一再坚持要去医院，朱怀镜也就同意了。他也正想躺在那里好好休息几天。香妹打了个电话，小陈马上开车赶了过来。

    走的时候，朱怀镜让小陈把公文包带上。去医院一检查，他患的是重感冒，高烧四十一度。医生说朱局长体质好，耐热，要不一般人到这么高的体温，早发狂了。朱怀镜勉强笑笑，感觉却是越来越不行了，发现眼前的人都有几个脑袋。诊断完毕，医务人员都走了，香妹也去了医生值班室，朱怀镜叫过小陈，“我公文包里有个信封，你拿出来。来，让我看看……对对，就是这个。麻烦你送到纪检委去，交给明副书记。你说我病了，住院了，就不亲自送了。”

    小陈走后，朱怀镜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朱怀镜隐隐约约听见有很多人在床边说话，他想睁开眼睛打招呼，眼皮却重如千钧。

    “朱局长太辛苦了。”

    “对对，他这人就是只顾工作，不讲休息。”

    “昨天晚上，他工作到深夜。”

    “就是住院了，还要带着公文包来。他高烧四十一度，人都糊涂了，还不忘记要我把一个报告送到纪检委去。”

    朱怀镜脑子一震，像是一下子清醒了。他终于听出最后一个声音是小陈。完了，不知围在他床边的都有哪些人。局长？哪几位副局长？还有一些处长？朱怀镜就像进入一个很熟悉的梦境；他想逃跑，双脚却像棉花做的，软绵绵的提不起来。

    朱怀镜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他体内的感冒病毒慢慢清除了，而关于他的一些谣言却像暴发性传染病的病毒，正以几何倍数裂变。几乎全局上下都在交头接耳，说朱局长被检察院和纪检委找去谈了话，他的问题很严重。至于什么问题，自然有很多种说法。说法再多，也是万变不离其宗，无非金钱和女人。就像任何伟大的真理，从圣地传播出去之后，就是真理的变种了。种种源自财政局的消息，在外面打了一个转，就丰富多了，精彩多了。最精彩的说法是朱怀镜被关起来了。有人还津津有味地说到了朱怀镜被逮捕时的情节，很有戏剧性。说是检察官进了朱怀镜的住宅，问，请问你是朱怀镜吗？其实提问的这位检察官就是朱怀镜的同学，提问只是法律程序。朱怀镜回答，我是朱怀镜。检察官便出示了逮捕证，说，朱怀镜，你因涉嫌受贿罪、流氓罪，被逮捕了。请你在逮捕证上签字吧。朱怀镜摆着领导架子，轻蔑地看了检察官一眼，在逮捕证上签了字。然后，朱怀镜就像视死如归的革命者一样，问，检察官先生，可以给我一支烟吗？检察官递给他一支烟，并替他点了火。朱怀镜吸着烟，从容地往窗前走去。他双手叉在腰间，凝望着远方，就像革命者在默默祝福远方的革命同志。他伸手去推窗户，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可是，就在他抬手的时候，几位检察官一拥而上，将他掀翻在地，喀嚓！给他铐上了手铐。原来，检察官以为他想跳楼。可怜朱怀镜这番大义凛然的表演最后以狼狈就擒而告终。

    朱怀镜自然听不到关于他的种种谣言。他这次虽是小病一场，人却像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他有种不好准确表达的感受，好像一切都发生了某种玄妙的变化，包括部下的笑容和眼神。他把这种感觉深藏起来，脸上依然是和蔼的微笑。人们又在电视里看见了朱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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