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可以说是本朝最另类的皇帝，他在位的五十年间，整个边疆政策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从汉兴时，高祖窘平城之围，太宗屈供奉之耻。到了武帝后，一改隐忍退让之状，开始重点经略边疆。

    在过去，中原的汉人皇帝们普遍将治理的重心放在帝国腹里，只要内部稳定，外部即便有一二袭扰也无伤大雅。

    但偏偏出了个武帝，执意开边，将整个帝国的重心开始放在了过去从不重视的边地，正式将原先被视为无用的边地确立为重要的外部边防价值。

    其后，积粟输边，移民实边，整军备武。那个时期也是汉家在塞外的大扩张时期，大部分塞外的郡县都是在那个时候被建立的。

    但武帝之后，尤其是在成帝之后，整个边疆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将过去主动出击的积极性政策批评为擅开边隙，破坏边疆各族团结。然后到了本朝，甚至出现大面积放弃凉州之策以保和平。

    这一种柔雌求存的政策一直贯彻到现在，使得凉幽之地的百姓深受其苦，并日益积攒着对汉庭的仇恨。

    因为本朝虽然说这是保境安民，所以重守不重攻。但实际上这却大大鼓励了匈奴、乌桓、鲜卑、南蛮的劫掠。

    等到了那刘宏上位后，幽、并、凉三州，可以说是无岁不被寇抄。

    而这些边景到了京都的朝庭上，那些讲经讲得天花乱坠的公卿大臣们，不是和亲、就是过市，总之就是羁縻招抚的那一套。

    可以说大大寒了如沮授这样的河北士子们的心。因为此时的汉室，已经无法保护河北人的利益了。

    还让沮授他们担忧的就是，本朝在边事上频繁使用以夷制夷的政策。这虽然降低了朝庭的耗费，但却让四夷成长了起来。

    原先只有部落形势的乌桓人成长为现在具备完善的军事组织，就是一例。

    他们想得很好，觉得夷虏相攻，杀戮满万，而中国无损汉兵可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苦。

    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划算的吗？

    却不知道，命运早就在暗中给一切都标注好了砝码。

    如果没有张冲的干预，这一切终究爆发。

    早就有了历史自觉性的张冲在听了沮授一番话后，由衷感叹了句：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此言不欺我！”

    正当沮授和田畴两人咀嚼这段话的时候，就听张冲认真对沮授求教了一句：

    “如沮公看，这北疆该如何治理呢？”

    这下子沮授更加振奋起来了，他说了这么多，一方面是再次肯定支持王上的征辽政策，想让王上采取主动防御，另外一方面不就是为了这一句话？

    于是，沮授就将他和田丰几个河北派门下、六部吏想的防边策细细讲来。

    在沮授看来，前汉的武帝开边和后面的绥靖皆有问题。

    如武帝这般大规模开边对国力的耗费太过于巨大了，也就是盛时可为，不能成为常态。而本朝汉室的绥靖就更不可为了，可以说正如刚刚王上说的那般，求存不可得。

    那又该如何呢？

    随后沮授就为张冲呈现了他们河北派的备边成果。

    其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守在四夷”四个字。

    用沮授自己的话来说：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而张冲用自己的话理解就是，要让四夷为藩屏，形成拱卫天子于中央的局面，诸夏与四夷共同组成和谐统一的天下秩序。

    而其中北疆作为防备鲜卑人的重点，更是执行此策的重要地区。

    当然，这个判断既和沮授他们是河北人，利益相关之外，更多的是从历史上得来的看法。

    在他们看来，日后能威胁中原王朝的必然是来自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他们虽然不知道这方草原有多么广阔，连接了欧亚，但只凭借历史经验，他们就知道北方游牧民族灭不完。

    以前这里是匈奴人，匈奴人之后有了鲜卑人，鲜卑人之后也必然会有其他民族出现。这些草原就好像无底洞一样，不论中原王朝如何应对，都会出现新的敌人。

    所以，以沮授的意思，那就是采取定时深入草原，实行减丁之策。

    泰山军既不取武帝发兵数十万的浩大战事，也不用本朝之绥靖，而就是取中道。只要让边疆各镇每年深入草原，行减丁之策。

    通过主动参与进北方草原各部落的事务，对这些部落形成控制和镇压。

    而且以沮授的看法，就是深入塞外还能获得大量人口、牲畜。

    其中人口可为国内建设，牲畜可为农耕。

    总之，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渡燕然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皆可为泰山军之搜讨。

    而除了这种主动深入草原，定期掠夺的战术外，沮授还建议要在塞外设立据点，而不是再被动的以边墙为防御。

    而且这些据点为了和此前的减丁掠夺政策结合，就要设立为军镇。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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