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仁志保持着这种一动不动的姿势已经很长时间了。虽说已经有点累了，可是他不断告诫自己：坚持住，必须坚持住！此时此刻，在这种紧要的关头，必须要表现的像一个职业军人。最要命的是他的顶头上司，那个掌管着他未来、他的命运、他的一切的人就坐在他的身后。他有时候会不自觉地通过后视镜瞄一下汽车的后座，矮小而又肥胖的特务机关长寺尾谦一即使坐在昏暗的车厢里也不肯摘掉他的呢制软边礼帽和圆形的墨镜。他舒适地躺在后座上，好像睡着了似地那么安静。

    这是一辆1931年出产的奔驰牌轿车，样子普通得不能再普通。随便在哪一个租界的路边都能看到。行动之前曾被精心处理过，车身又脏又旧，挡风玻璃上满是灰尘。仿佛被遗弃在路边很长时间了。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坐在车厢内可以清楚地观察车外的情况，车外的人除非走到跟前，否则根本无法看到车内的任何东西。

    焦仁志喜欢这辆汽车，自从投靠了日本人，他就开始喜欢呆在相对封闭、狭小一点的空间里。这让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和安全感。相反，每当他走到街道上，走到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他就会感觉到某种危险的东西环绕在他的四周，带多少保镖都没用。他曾经不止一次地鼓足勇气突然转身、或者派人进行反跟踪却总是一无所获。他的手下有几次扑倒了走到他身边时，突然把手伸进衣兜的行人。可是搜出来的往往是香烟、怀表一类的杂物。后来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是眼神！每一道扫过他还是没有扫过他的目光，在深处都有一股隐隐的鄙夷和仇恨。谁也看不出来，只有他能够读懂。他想惩罚他们，可是却无从下手。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如此。

    在他的帮助之下，日本人成功地破获了几起间谍案。伴随着审讯室里的惨叫声和刑场上的排子枪声，他的职位升迁得很快。几乎是上海滩所有反正人员中升得最快的。外人看来，他焦仁志左右逢源、风光无限。可是在华丽的表面之下却是他那即将崩溃的灵魂。别的不说，就说每天看到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就盼着它快些落下，因为只有回到他那间狭小而又坚固的寝室的时候他才会稍稍安下心来。在经过无数的不眠之夜后，他找了一个机会委婉地向寺尾机关长提出了他的请求——他能不能去日本生活？没想到寺尾竟然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他。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完成一件工作。寺尾把那件工作的具体步骤详细的做了交代。然后他拍着他的肩膀说：“对于你来说，这里面几乎没有任何危险，不是吗？……”的确，相对而言他是最安全的。

    焦仁志突然打了一个寒颤，眼前迷离的街道迅速清晰起来。“天啊！我怎么敢在这种时候分神！多长时间了？十几秒还是五分钟？‘目标’——是不是已经进去了？！”他的目光在“老水手”咖啡馆门前的行人中紧张地搜寻。

    就在这时，“目标”出现了。焦仁志指着车窗外面，回身对寺尾结结巴巴地说：“机关长，赵……赵丰年。”

    赵丰年是那种走在人群里极易被忽略的人。他四十岁上下，个子不高，相貌普普通通。无论是头顶的礼帽，还是身上的长衫，脚下的皮鞋；甚至夹在腋下的皮包都是非常便宜的大路货，虽然陈旧倒也整洁。总之，给人的印象就是那种小公司的小职员。这种人在当时的大上海比比皆是，收入微薄但却偏偏有些情调，无论如何也要省吃俭用存下几角零花钱，买一杯便宜的咖啡，坐下来边品边看报。每天，都要在繁杂的公务和柴米油盐的琐碎之间讨上半个钟头的清净。

    “老水手”咖啡馆就供应一种非常便宜的咖啡。

    赵丰年走进去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留声机里依然放着轻柔舒缓的西洋音乐。雪茄的烟霭，咖啡的香味，和懒散、舒适的气氛弥漫在房间内的每一个角落。咖啡馆里的人不多。一个经纪人正在向他的客户推销股票，声音虽小但清晰可闻；几个年轻人围在一起一边喝啤酒一边玩一种西洋纸牌，为了谁出了好牌谁出了坏牌争争吵吵的；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小开从某间洋学堂钓到了一个单纯的女学生，不知聊到了什么两人正吃吃地笑着。当他走到靠窗的一张桌子前就座，并点了一杯咖啡的时候甚至没有人注意到他。这很好，赵丰年最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尽管如此，他还是仔细地聆听了一会。他甚至取出报纸找到证券版面核对了一下股票经纪人的观点。那家伙分析的倒也合乎情理。

    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赵丰年终于安下心来。他慢慢呷了一口咖啡，然后抬腕看了看表。还有十分钟，秦铮才会来。

    每一次和同志接头，赵丰年都会提前一会到达接头地点。从事地下工作的人都明白，接头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尤其是新手，越接近接头地点就越紧张。你不知道这个地点是不是已经暴露，等待你的是什么。甚至到了现场也会由于举动失措引起别人的注意。因此，他们需要有经验的同伴等在那里。一个微笑，一个鼓励的眼神就意味着“这里很安全，过来吧”。

    当然，秦铮可不是新手。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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