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封建迷信！”

    在邯郸城西门里的一个院子里，略为拉长的声音从一个中年人的口中吐出，虽是值初夏，但这位中年人却依然穿着一件灰色薄中山装，而在他的左胸前还佩带着一枚蓝白党徽。

    “封建迷信是要不得的！”

    “这个立长生牌位，是不正常的事情！是封建迷信！”

    在中年人说话的时候，他身后跟着一位六十几许的老人，随着他慢慢的向前走着，神态显得极是恭敬。

    “可不是嘛，冯主席，现在邯彰专区百万户人家几乎家家立着他管明棠的长生牌位，这封建迷信不说，还是犯逆……”

    虽说不知道封建迷信是什么，但在孙长兴看来，既然冯主席说出这个“要不得”，那肯定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置委员长于何地，置南京国民政府于何地，现在专员百姓，只知他管明棠，不知中央政府，这管明棠是要作乱啊！”

    对于年过六旬的孙长兴来说，他不知道什么是封建迷信，可却知道，那犯逆做乱是杀头的大罪。

    对于孙长兴的“检诉”，冯玉才却只是笑点着头，并没有说什么，作为邯彰专区党部主席，他是党政二元体制中专员“党务”第一人，甚至基于“训政”条文，他这个党部主席应大于管明棠那位非党专员，可实际上，在地方上，地方政府的权威远大于党部，而按照“党不干政、政不干党”的原则，他这个党部负有监督专员公署的责任。

    但对于这个监督，他却没有任何兴趣，虽说他是受陈祖燕直接委任出任邯彰专区党部主席，但深知地方上党政冲不断的现实，面对那个“党的使命在唤起民众，接受主义与政策，政府的使命，在实施主义与政策”的党政分工，他理智的选择了先沉寂，以观察这里的情况。

    在冯玉才看来，管明棠最精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游走于蒋汪两人之间，在组建党部时，他直接向陈祖燕汇报，要求派员组建党部，而在政府中，又引入了大量汪系人马，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冯玉才悍然干涉政务，直接将导致双方角力从中央引向地方，到那时行政院即可加以批评，甚至要求将其撤职，原因非常简单，按照党政分工。

    “党部权能，限于指导民众，宣传党义之外，于地方政治，不得稍事干涉。”

    仅此一条限制，就导致冯玉才空有满腹“才华”，而无力发挥，有着浓厚的中央背景，他或许不需要对管明棠顾忌太多，但他必须要考虑到那十二个县长以一百余位科长的汪系背景，避免与其发生直接冲突的结果，就是现在党部沦为“新生活运动”的主力。

    可不是，就像管明棠说的那样“党部权能在于宣传教育民众，而新生活运动是委员长所提倡改造国民之重要工作，自然需由党部负责”，每个月十五万元的专项经费不可谓之不多，但几乎从党部成立那天起，冯玉才就陷入“新生活运动”的工作之中，至于在政府内发展党员、建立党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虽然在邯彰专区县长全部都是党员，二百一十五名科长中的7成皆是党员，这一比例即便是南京也不过如此，但这些人却不是“他的人”。

    平衡，想到管明棠用一个最简单的“平衡”，便轻而易举的把自己死死的限制在这个圈子里，冯玉才在感觉有些无力之余，却又生出一种棋逢对手之感，在专区成立后，他一面兢兢业业的做好“新生活运动、改变国民习俗”这一工作之时，千方百计的在邯彰发展他的力量，而他所选择的正是受抑制的地方乡绅。

    不过，这些乡下的土财主啊！

    在心下感叹着，冯玉才停在院子里的一株牡丹前，用剪刀修剪着枝叶时，慢吞吞的说道。

    “作乱！”

    剪掉一片病叶，在病叶落下时，冯玉子哼了一声，

    “他管明棠收买人心不假，可做乱啊！他还没那个胆量！”

    “主席，可，可有时候总得防患未然吧！”

    孙长兴怯怯的说道着，如果不是今年的丰收，或许，他还没有胆量说道这些，去年在场院里枪毙会首时，“叭、叭、叭”三声枪声，足足半年，都没从他的心里散去，可今年这场大丰收后，他却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而他病倒的原因很简单——去年通过协商额定的“定租”太低。

    “上等田一年两作，小麦三百斤、杂粮三百六十斤，中等田，两年三作，小麦二百斤，杂粮二百五十斤，下田，一年一作，麦百二十斤，租额三成七五！”

    这个定租是去年各县的乡坤代表会同专员公署定下的，当初定下这个定租时，他还寻思着这不算吃亏，毕竟即便是上等田风调雨顺也打不了三百斤，至多也就是两百多斤，仔细算算，减租减的并不多，可今年的大丰收以及那红衣麦种，却让孙长兴回过了味来，难怪，难怪专员减租时会让步那么多，最后却在定租、定佃期上毫不让步。

    按照那《减租条令》的规定地主与佃农必须签定书面租约，租佃期不得少于6年。在此期间，地主不得终止期约或升租，而佃农必须按时纳租，欠租两年，地主可以撤田并解除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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