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

    从民31年10月21日，“密支那事变”爆发当天，中国就陷入一片沸腾之中，在过去的五年间，被抑制的抗敌的热情再一次澎湃起来，几乎是在从广播中收听到有关“密支那事变”的新闻后，在最初的震惊之余，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了“918事变”、“77事变”的记忆，惨痛的教训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

    宁可战死，绝不屈膝！

    相比于六年前“77事变”爆发时，国内的情势一分为二。澎湃的抗日热潮与平淡的市民反应奇特地混合在一起不同，当这一次事变爆发之后，无论是南方亦或是北方，数以千百万计的市民一面游行要求政府对日宣战，一面数以百万的青年纷纷前往各军管区征兵办公室，要求从军抗敌。

    青年人不再像上一次战争中那样，将爱国的热情停留在“唇间”，而是将爱国的热情化为了实际的行动，他们不再是“慷慨”的抨击时政，而是难得的团结在政府的周围，对于中国而言，这或许就是历行五年国家建设的成果。

    “……华北四省三市计购买“爱国公债”74。8576万万元……截止今日，于四省三市征兵办公室主动完成征兵登记之适龄青年达1345万人……”

    看着报纸上一个个简单的数字，胡适的神情中闪动着说不尽的情绪，从民26年至今，他目睹着这个国家的变化。

    “适之，你在想什么？”

    注意到胡适神情的变化，傅斯年笑着问道。

    相比于民26年事变爆发时的紧张，现在他和许多人一样，神情中反倒带着一丝轻松，甚至还有些许解脱。

    “我想民26年时，当时，我是反对开战的！”

    之所以反对开战，是因为他担心开战对尚未完成战争准备的中国不利。

    “那现在呢？”

    “我依然反对开战！”

    看着傅斯年，胡适苦笑了下。

    “这是为何？”

    “因为现在开战，实际上是为英美火中取粟，以我羸弱之国力，滔列强角之沙场，实非不智之举！”

    “那为何你还要支持开战呢？”

    傅斯年看着面前的好友，现在，他似乎越来越难懂他了。

    “因为，忍耐五年之后，大家都要开战！”

    对于战争，胡适有着他自己的看法，或许，他并不赞同中国以羸弱之国力，滔列强角之沙场，但是当举国皆言战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战争中尽自己的全力，支持这个国家赢得最终的胜利，尽管他能做出的极为有限。

    “适之，你是否记得日本的福泽谕吉？”

    望着神色复杂的好友，傅斯年反问道。

    胡适当然知道福泽谕吉，他不仅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导师”，同样还是日本对外扩张、入侵中国的积极倡导者，对于此人，他又岂会不知。

    “福泽谕吉曾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和经济的改变。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人心的改变。而日本，正是按照这一路线，实施了明治维新，由此才有了近代日本之崛起……”

    在内心感叹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傅斯年又接着说道。

    “人心之改变，自鸦片战争国门洞开，我国历经数次奇耻，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一直在富强之路摸索着，但何为富强之道？似乎所有的答案都在革命上，辛亥革命时，人们选择了民族革命，以为推翻了满清，中国就一定会富强，而后又选择国民革命，当然在这条道路上是存在分歧的，可是他们却都忘记了一点，人心，是国家崛起中最关键的环节，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教育界人士，试图通过教育国民以实现国家富强，但是，如何扭转人心呢？”

    在傅斯年的感叹中，胡适默默的点了点头，然后轻语道。

    “最终，还是在民20年，日本人用了6年的步步进逼，“帮助”我们完成了人心的准备，激起了我们的民族情绪，由此，才有了举国上下的人心之变！”

    “确实如此，……”

    傅斯年肯定道。

    “民27年，当蒋管两君不记代价亦要停战时，有许多人反对，甚至直至今天，依然有许多人反对，但在另一方面，在人心大变之时，战争，对于中国实际上并不重要了，对于中国而言，是应该在抓住时机，利用人心大变之机，谋求政治制度上的突破，同时寻求器物与经济上的改变，则是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在过去的五年间，我国在政治制度、工业经济上都取得关键性的突破，六年前，中国除了华北以及武汉，几乎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工业，而现在，除去华北之外，武汉工业圈、株洲工业带、京沪工业带，五年前，中央甚至尚不能制造重炮，而现在却可以制造军舰、战车以及飞机，且中央之统治较六年前更为稳固，人心、政治、器物和经济上的变化，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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