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叶·扎米亚京的《我们》

    在听说有这么一本书的几年后，我终于得到了一本扎米亚京的《我们》，它是这个焚书年代里的文学奇品之一。在查阅了格列布·斯特鲁韦的《苏俄文学二十年》后，我发现其历史是这样的：

    1937年去世于巴黎的扎米亚京是俄罗斯小说家、评论家，他既在十月革命前，也在其后出版过几本书。《我们》约写于1923年，尽管它并非关于俄罗斯，而且与当时的政治无直接关系——它是一部描写第26世纪的幻想作品——但由于在意识形态上不合时宜，而被禁止出版。有一份手稿辗转到了国外，这本书到现在已经有了英语、法语及捷克语译本，但从未以俄语本出版过。英译本出版于美国，我一直未能找到一本，但的确有法语译本（书名为《NousAutres》），我终于借到了一本。依我所见，它并非一本一流的书，但无疑是本不寻常的书，令人吃惊的是，英国的出版商无一有足够胆识重出这本书。

    对于《我们》，谁都会首先注意到这一事实——我相信从未有人指出过——即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创作灵感肯定部分得自于它。此两书都描写了朴素的人类精神对一个理性化、机械化和简单化的世界所进行的反抗，而两书中的故事，都假定发生于现在往后约600年时。两书的氛围相似，大体而言，描写的是同一种社会，尽管赫胥黎的书在政治觉悟上显得少一些，更多受到了近期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在第26世纪，按照扎米亚京所写，乌托邦里的居民已经如此彻底失去个性，以至于只以数字命名。他们住在玻璃房子里（写于电视发明前），使政治警察——称为“护卫”——更容易监视他们。他们全穿同样的统一服，通常一个人不是以“一个号民”，就是以“一个统服”（统一服）相称。他们靠合成食物维生，通常的娱乐是四人一排行进，同时喇叭里播放着大一统国的国歌。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他们被允许可以放下玻璃公寓内的幔帘一小时（被称为“性小时”）。当然，那里没有婚姻，然而性生活似乎并非完全是滥交。为做爱目的，每人都有一种粉红色票券的配给薄，跟他度过规定的某次性小时的伴侣在票根上签字。大一统国是由一位被称为“造福主”的个人所统治，他每年由全体人民重选，总是全票当选。这一国家的指导原则是幸福跟自由互不相容。在伊甸园里，人是幸福的，可他愚蠢地要求自由，就被驱逐到荒野中。现在大一统国通过剥夺他的自由，令他重新享受到幸福。

    至此，它跟《美丽新世界》相似得惊人。但是扎米亚京的书尽管在整体结构上没那么好——它的情节很弱，很松散，复杂得不好总结——但它具有政治目的，而另一本则缺少。在赫胥黎的书里，“人性”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因为它设想通过出生前治疗、用药和催眠性暗示，可以做到需要什么样的人类机体，就专门生产出什么样的。一个一流的科学工作者跟一个智力低下的半痴呆人同样容易制造，在制造这两种人时，残余的原始本能，如母性感觉或对自由的渴望，都易于处理。同时，对社会为何以所描述的细致方式形成阶层，则未能给予一个清晰的解释。目的不是经济剥削，但欺压和操纵别人的渴望似乎也不成其为动机。不存在对权力的渴求，没有虐待狂，没有任何类型的冷酷无情。那些居于最上层的没有待在那里的强烈动机，尽管人人都以一种空虚的方式幸福着，但生活已变得如此缺乏目的，难以相信这种社会能够持久存在。

    扎米亚京的书总体而言，跟我们自己的处境更有关联。虽然有教育，也有护卫们进行防范，但很多古老的人类本能依然存在。故事的讲述者D-503尽管是位天才的工程师，但不过是个循规蹈矩的可怜人，可以说是个在乌托邦中生活的伦敦市的比利·布朗，他经常因为返祖性的冲动占据他的心而震惊。他爱上了（这当然是一种罪）一位I-330，她是某个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而且暂时成功地带他走向了造反。造反开始后，好像造福主的敌人事实上数量相当多，这些人除了谋划推翻大一统国，放下幔帘后，他们甚至纵情于抽烟、喝酒这类恶习。D-503最终免受他自己的愚行所带来的后果。当局宣布已经发现近期动乱的原因：有人患上了幻想病。负责幻想的神经中枢的位置被确定，这种病可以用爱克斯光疗法冶愈。D-503接受了手术，之后，他就能轻松地去做他一直明白该做的——即向警方出卖他的同党。他看着I-330在玻璃钟形罩下被压缩空气折磨，却丝毫不为所动：

    她看着我，她的手紧抓椅子的扶手，直到她的眼睛完全闭上。他们把她拖了出去，用电震法使她恢复知觉，然后又把她放在罩下。如此重复了三遍，可她没招一个字。

    跟她一起被带来的别人都显得更老实一些。很多人在受过一次刑后就招了。明天他们将被送上造福主的机器。

    造福主的机器就是断头台。扎米亚京笔下的乌托邦里经常处决人，公开进行，造福主到场，伴随着官方诗人背诵的庆祝颂诗。当然，断头台并非那种古老的简陋器具，而是一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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