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哪儿?”我没回答米小旭向我发出的给她当股友的邀请，我觉得她打的准是不花钱的电话。

    “在家呀!我马上要去证券公司看行情了。

    “听说在家就能炒股。”我说。我觉得米小旭二确实有点儿钱，她在家打电话敢这么聊，无异于一张接一张地往窗外扔毛票。

    “去证券公司炒股有气氛，那么多人坐在一起看电子屏幕墙上瞬息万变的行情，和赌场一样刺激。谁说咱们没有赌场我就跟谁急。好了，我该走了。说了这么半天，我差点儿忘了正事。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吗?”

    又是没奖竞猜。

    “拉我炒股?”我开玩笑。

    “那我真成雷锋了。还记得吴卫东吗?”

    “记得，上一年级时他鼻子下边老拖着黄鼻涕。他老欺负我。”

    “人家现在可神气了，是街道工委的书记。屁大的官，也前呼后拥的。他发起咱们班同学聚会，时间定在下周六中午十二点，地点是黄帝酒楼。分工我通知你和康巨峰。吴卫东特别叮嘱我，一定要找到你，他说要向你道歉给你起外号的事。”

    我马上想到了钱的问题。我担心大家凑份子吃饭，AA制。我没有参加聚餐的经济实力。

    “下周六中午你没事吧?都失业了．还能有什么事?”

    “好像开家长会……”我撒谎。

    “哪儿有周六开家长会的?校长还得给老师发加班费。别看我没孩子，可我懂，我们那位是副校长。是不是没钱?你不用担心，黄帝酒楼是街道的产业，归吴卫东管，他随便吃，那酒楼敢跟吴书记要钱?去吧!”

    “我争取吧……”我不能转弯太急。

    “就这么定了。下周六见。我去炒股了。”米小旭要挂电话。

    “全班同学都去?”我问。

    “不可能。已经死了三个了。还有出国和在外地的，还有死活联系不上找不着的，估计能有十多人吧。”

    “胡敬去吗?”我问。据我所知，胡敬目前是我们班最有出息的同学，我经常在报纸电视上见到他，著名经济学家。

    “去。他最好找。我可真得走了。下周六见。”米小旭挂断电话。

    我没心思去房管所报修邻居的马桶下水管道了。我坐在床沿上，看着窗户外边两只使用高难度飞行动作嬉戏的苍蝇，听着街上机动车的喧嚣声，我得承认，米小旭的这个电话把我拉回到了三十多年前，她说出的那些既陌生又熟悉的名字，令我感慨不已。我上小学的第一天，就被吴卫东给起了外号。由于我的左手只有四根手指头，比正常人缺少一根小拇指，吴卫东管我叫四指。我出生时左手就只有四根手指头。由于我没上过幼儿园，因此没有在同龄人中遭受生理缺陷歧视的经历，当和我同桌的吴卫东发现我的左手少一根手指头进而惊叫昭示全班时，我哭了。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未成年人是人类不同年龄层中最没有同情心最残忍最幸灾乐祸的群体。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的身为右派的母亲再次遭到揭批，我在班上的处境就更艰难了。那个年代，小学生的狂热一点儿不比其他年龄层的人低。我可以说是我们班的最底层，就像今天人均收入排名全球倒数第一的国家。当然，平心而论，还是有不少同学对我不错的，米小旭和胡敬就是其中的两位。

    胡敬原先是我们班的班主席，小学六年级时，他的父亲被定为走资派，胡敬的班主席职务因此被撤了。可能是同病相怜的缘故，自那以后，胡敬对我比较友好。当然，在此前的五年中，胡敬也从未歧视过我。上过学包括小学的大多数人有这种经历：给班上的异性同学排名次。所谓名次，就是你对其喜欢的程度。胡敬在我们班上，位于我给异性同学排的名次中的第一位。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自马王子。当然，像大多数学生特别是小学生一样，这只是我心中的秘密，我从未向他人包括胡敬袒露过。小学毕业分手后，我第一次看到胡敬的名字是在八年前的报纸上。那天我在工厂的车间里看报纸，在国营企业当过工人的人都会熟悉这样的场面：工人在上班时间看报纸。厂方用公款给全厂每个班组订阅一份当地的党报，一般的名称是《x×日报》，其实这也是一种腐败，和公款消费别的东西比如吃喝比如出国旅游没有本质的区别。我是我们班组公款消费党报最腐败的人，我看得很仔细，不放过任阿一个字。那天，我在报上看到了胡敬的名字，那篇报道一次讨论市场经济的座谈会的文章称胡敏是经济学者。开始我以为是重名，后来我从报社配发的会议照片上认出了胡敬，尽管那张照片是由很多颗粒组成的，尽管胡敬混杂在十个人里面，尽管我和胡敬有二十多年没见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那张报纸被我留了起来。此后，胡敬的知名度与日俱增，如今他在经济学界已成为一言九鼎级的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桂冠已经戴了不少年头。不是所有人都有幸和名!人当过小学同学，每次从媒体上看到胡敬，我都有自豪感。这里还包含了我对自己的眼光的肯定，我相信当时在我们班上所有女生中，将胡敬定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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